大一统秦汉王朝的崛起，为衡阳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原文化的南传与南北交通的畅通密切相关。秦始皇开始修筑的驰道等交通网络将全国融为一体，而广西灵渠的开通，将湘江上游的潇水与珠江水系的北江支流连通，使中原与岭南连成片，而衡阳恰恰是个中转站。桂阳峤道、零陵峤道的开通，更是成为南北交通的要道。

　　潇湘灵渠通南北

　　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奠定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统一了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制度，这种文字的统一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与文字统一的目的相同，秦始皇还建立起水陆交通要道。这种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巩固了全国的统一性。一是由驰道或直道通往全国四面八方。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于是远至滨海倭国，西至罗马、波斯，世界各地的物资无不汇集咸阳。秦代驰道宽五十步，每三丈植一青松。用铁锥修建，这就是所谓“车同轨”。二是运河与黄河、长江各自然河道构成的水路交通网。五岭以南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水耨，在秦完成对北方中原诸国的统一后，还没能进入秦的统一圈内。五岭，即今天的南岭山脉，古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五岭。这个五岭包括我们衡阳的近邻郴州的桂阳、嘉禾、宜章与永州的蓝山、宁远、道县、江华、江永在内。

　　根据《史记》《汉书》《淮南子·人间训》关于秦伐南越的记载，共进行了两次出兵南越的战争和一次移民南越的成守。第一次，秦始皇于公元前217年派尉屠雎指挥50万大军分五路南下，秦兵大败。主帅屠雎死于战场，士兵如鸟兽散，各自逃生，大部分没有能够返回中原而与越族同化了。秦始皇认为征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粮草不继，运输困难。于是命令监御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开凿灵渠，当一条沟通南北的人工渠道——灵渠修筑成功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兵南越，第二次出兵南越获得了重大胜利。

　　秦始皇两次用兵与移民，总数在150万以上。这些南下的汉人在对南越汉化的同时，自身也被南越人同化。于是，一种深厚的秦文化与南越文化在这种相互融汇中成为一体，分不清谁是谁了。秦文化的南传与当地土著文化的相互融合，大大地影响了衡阳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衡阳经济的发展及其文化的秦化或汉化正是由此起步的，正是这一强大政治的大一统与秦文化对衡阳的影响，使衡阳与中原文化连成一片。

　　促进南北民族融合的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灵渠这个震烁古今的水利工程。古代的衡阳与中原的交通主要靠河道。从咸阳经渭水下黄河。沿黄河，下长江经洞庭湖再入衡阳，由湘江至漓江，进入珠江水系。

　　灵渠是秦王朝留下来与都江堰齐名并至今仍造福人类的两大水利工程之一。灵渠枢纽工程是称之为大小天平的拦河坝，其中深入湘江之中的部分为铧嘴，将湘江水一分为二；大天平引水进入湘江，为北渠；小天平引水入漓江，为南渠；从而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成为自秦以来直至近代中原与岭南的主要交通枢纽，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在开凿灵渠等待进攻南越的过程中，衡阳与永州是都是当时秦人备战积储粮草的地方，湘江是战船与运输船队屯聚之处，他们在这里砍伐森林、建筑房屋、修理船具、制作家具、训练士兵，由于粮食的运输困难，他们只得在这里捕捞鱼虾、河蚌、围猎、种植粮食作物、栽培蔬菜……因为穿着困难，他们还与当地土著交换麻布、兽皮。这些士兵与当地人长期的生产生活，北方较为先进的技术就传入了南方。

　　卫飒治桂修峤道

　　全国大一统后，发展与沟通南越与中原内地的经济贸易交流成为人们的要求。继灵渠之后，汉武帝开通了一条翻越五岭直下番禺（今广州）的通道。到东汉时期又开辟了另外两条通南越的通道——零陵峤道（山路）、桂阳峤道。

　　东汉卫飒任桂阳太守十年(39——49年），由于今广州、韶州笮地属于桂阳所管辖，卫飒深感交通不便带来的困难，“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卫飒重新开通了这条古道。这是汉武帝时期开凿的那条经桂阳下湟水的通道。卫飒大修交通驿传沟通今广东与湖南境内各地，有利于商贾往来，也有利于南北民族与文化的交流。所以，到了他任职后期，“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这条路与汉武帝所修通道有所不同，汉武帝所修仅仅是翻越五岭的一段路，而卫飒所修却是由桂阳直至番禺的直达道路。虽然这次所修只有五百余里，或许其他的路都是沿用旧路的，但比汉武帝时所修之路长多了。它是沟通衡阳与广州的一条大道，意义更为重大。

　　卫飒不仅修筑了一条沟通南北直达番禺的驿道，还将北方的文化礼仪及风俗在治区内推行。当时的耒阳属桂阳郡。卫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民以中原礼仪制度文化。“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这里指出耒阳等地还是南越人风俗，受中原礼仪的影响不深。卫飒下车伊始，就是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用中原的礼仪制度去化南越风俗。第二件事是安抚流民，轻徭役，薄赋税，与民休息。治内南越人也同汉人一样进入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圈，他们与汉人一样输租赋、服徭役，建成一个人口增长，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新桂阳。第三件事是将末阳县铁矿收归郡有。东汉初期，耒阳的铁矿不仅有本郡的人开采，也有别的郡人来开采。他们多为豪强大姓，这些人私自招集工人，采铁矿，铸铁器，铸铁币，生意特别兴隆。卫飒禁止百姓私自开矿铸铁，一切由政府控制，排斥私人工商业者的生产，使政府一年就增加收入五百余万钱。从出土的衡阳铁币来看，很多可能就是这里出产的。

　　不论是私人开采还是政府控制，耒阳铁矿的开采对衡阳社会经济与农业生产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早在秦汉时期，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在耒阳设立过铁官，管理铁器的生产与销售。数百年来，耒阳的采矿、冶炼、铸造……这一系列的工业与手工业的生产，产品的工艺水平与质量不断得到提高。而耒阳冶炼技术水平的高低，铁器产量的多少，既可以视为衡阳生产力水平的标志，也可以据此判断衡阳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状况。

　　耒阳铁器的生产与销售为衡阳经济的发展起过相当作用，而随着开采铁矿技术的提高，到东汉时期，从采矿到冶炼，铁制兵器、农具、生产与生活用具的生产，产品从数量到质量都大大得到改善。在祁东长安乡梅塘村出土过相当数量的东汉时期生产的铁器与陶瓷器。据村民反映，某人从墓地得到一铁器刀具，至今还十分锋利。我市文化专家萧平汉先生采集到的一块东汉铜镜，钮字图案上五鸟五太阳，仍然光鉴照人。

　　建初八年(83年)，由大司农郑弘建议又重新开通桂阳峤道并新开零陵峤道。本来在卫飒之后，桂阳峤道是开通了的，可是过了三十余年，由于蛮族造反，这条道又阻塞了。当时长沙一带的武陵蛮发生叛乱，进剿的汉军万余人被全部消灭。伏波将军马援统军继续进剿，但马援却在进军途中病死。于是武陵蛮人大肆进攻长沙各郡县，占据要塞，控制南北交通。在这种情况之下，交趾七郡给中央王朝贡物，只能从广东沿海路至长江口的会稽郡，再入长江、黄河转运。泛海而至的大船，由于风浪滔天，波涛艰阻，经常出现海船沉没的现象。后来，长沙蛮叛乱被平定，于是大司农郑弘上奏，提出重开桂阳峤道与零陵峤道。即从湖南至广东翻越五岭有两条道：一从零陵，由潇水上游沱江至广西，这是一条新道。一从桂阳翻南岭，至广东。这是一条旧道，等于重新开通。这对于沟通中原与南蛮之地的经济文化与交通，起到重要的作用。翻越五岭的桂阳峤道与零陵峤道是东汉后期至魏晋时的两条常路。

　　零桂大米输送至南阳

　　东汉中后期，北方发生灾荒，形成流民运动，这些流民由东向西，从北向南，形成三次移民高潮。衡阳境内的人口相比较于秦、西汉，有了很大的增加。

　　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桂阳郡有28119户156488人。平均每县1426人。零陵郡有21092户139378人。长沙国有43470户235825人，今衡阳、衡南、衡山、常宁都属于长沙国。那么到了东汉时期的人口呢?零陵郡有212284户1001570人，桂阳郡有135029户501403人。长沙郡有255854户1059372人。

　　尽管两汉的建置沿革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东汉比西汉人口多了几倍。大量南下的汉人对衡阳人口的构成发生重大影响。本地土著南越人比例减少，汉族比例增长人口质量发生变化，劳动的主要对象与生产方式也发生变化。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劳动技能的提高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除了汉人南下之外，还有南越人北上，南北不同民族相互融合在一起。东汉光武帝刘秀十八年(42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兵万余人讨交趾。次年四月，马援攻破交趾，斩越人造反者头目，其余的人尽皆降散。再进击九真反抗朝廷的起义民众，将俘虏的起义首领300余人迁徙到零陵。这里的东汉政府将南越人置于内地零陵（今祁东正好属于零陵的一部分），则南越人与本地土著及外来汉人进一步结合起来了。可以说，秦以来众多南下的汉人，处于相互民族化的阶段，不仅是汉化南越人，而且也是秦人南越化。南下的汉民族既加强了中原与南越文化与经济交流，也加速了今湖南、两广与闽越的汉化。正是在不同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衡阳经济在东汉有一个重要的发展，从考古与文献来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到当时衡阳境内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状况。

　　衡阳经济发展的一个证据就是考古出土的钱币。西汉时期的货币在衡阳流行半两，又称秦半两，是秦代的通行货币。流行于衡阳的“半两”有4种，即铜半两、铁半两、铜铁合金半两与泥半两。“三铢钱”“五铢钱”为铜制品，“郢称”呈长方形或近方形，其质地为铜的叫金版，泥的称泥金版，这是一种仿制楚国“郢爰”的货币，版面分别涂金银两色，黄粉则象征黄金，版面涂白粉，象征白银，但是使用得最多的货币还是“铁半两”，而且铁半两还是衡阳制造的。

　　流通于衡阳的东汉货币还有仿造西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虽然这种钱有外廓，“五”字与“铢”字都有自己的特色，但铸造得轻薄而且粗糙，这是东汉晚期所铸造的一种货币。南岳出土一种无文钱。据考证，可能是当时的盗铸货币。

　　在祁阳大忠桥广福村东北，1985年12月发现窑藏汉代钱币。窑穴呈圆形，直径30厘米，深40厘米，出土铜钱119.3公斤。窑内穿钱麻绳早已腐烂，大部钱币早已胶结成叠、锈蚀，不易辨别，经过整理之后，揭示出内有钱币为西汉钱半两，是汉文帝半两，这是一种私人铸造的货币。

　　秦以来，衡阳人民就使用锄、铲、镢、夯、锤等工具耕作。两汉后，铁器大面积广泛用于农业生产，并出现一批新式农具如犁、铁耙。农民广泛使用水车、筒车等运水工具，用江河、塘陂之水灌溉高岸无水农田。耕作工具的进步，又促进水利事业的发展。东汉初，官府帮助农民大兴水利，修建一批塘、陂、堰。如耒阳县的卢塘为桂阳郡太守谷昕所倡建，灌田数千亩，农民呼之为“太守塘”。作物品种除了水稻之外，还有麦子、黍、麻籽与菜子。这些粮食作物是从北方传入南方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食品有稻、麦子、黍、麻籽与菜子。肉食类有牛、鹿、猪、狗、兔、鸡、鸟类、鱼类。水果类有枣、梨、梅，豆类、蔬菜类有苋、蛋类……从这些食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衡阳在内长沙国的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由于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的发展，东汉时期的衡阳已开始向外调运粮食。《后汉书·安帝纪》说：安帝元初元年(114年)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山阳、九江等地的饥民；祁东属于零陵郡，耒阳属桂阳郡。衡阳地区第一次有粮食外调，说明这时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本报记者胡建军根据《衡阳历史文化丛书经贸史述》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