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文化续梦的最大支持者
身遭国变，奋身拯救，失败后奔避流离，隐匿深山，改变方略。从常宁徙归衡阳回南岳续梦庵居住后，清廷统治已基本稳定，加之对南明政权的失望，王船山深感武装复国无门，开始转入文化续梦，即“以对于文化的和历史的批判，寄望于通过对传统的拯救，期待未来中国的重新复兴”。38岁于常宁完成的《黄书》既为其政治理想划上了句号，也昭示了他的这种改变和另一个梦想的开端。也正是这次徙归，对他这一梦想支持最大的一个人出现了，那就是小云山下藏书6000余卷的乡绅刘近鲁。自此，王刘两族因书结缘的情谊留下了一段跨越300年的佳话。
另据王船山自叙，从康熙三年(1664年)以后，他每年都与刘近鲁同游小云山一次。这是因为以大云山为住所、小云山为别馆的唐代道士申泰芝的隐居生活和修炼生涯对他有很大吸引力，道家的纵情山水是他一种养生与休闲方式。同时，也得益于家乡道士、名医熊男公的引导。在清王朝政权逐渐巩固之后，王船山内心十分复杂：一方面要借登小云山来发抒、消除内心伯夷叔齐般的忧愤与无奈，另一方面通过修习申泰芝、熊男公的道教养生之术、健身延年之方，为文化使命提供保障。
康熙三年（1664年），一条乡村石板路上，三位峨冠博带的文人朝着湘西名山小云山行进。领头的是住在这附近的乡贤刘近鲁，另两位是身着明朝服饰的王船山和其弟子欧子直——这是王船山游览小云山的肇始。
在岳麓书院1995年版16卷本《船山全书》中，收录王船山游记有两篇，即《小云山记》和《船山记》。《小云山记》具体作于何年作者没有明说。《船山记》写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深秋，作者在文末点明。第二年初，王船山即仙逝，这应是他最后一篇作品。从这点推断，《小云山记》或是王船山撰写较早的一篇游记。这篇游记并非王船山首次游览小云山所作，而是多次游览后的概述性总结。文中极写小云山之地理形胜，山不高，却可观湘西山水之全貌；景无名，却可赏春云、夏雨、秋月、冬雪之变幻。或记叙、或描写、或议论，信手拈来，令人神往。特别是文末那句“予自甲辰始游，嗣后岁一登之不倦。友人刘近鲁，居其下，有高阁藏书六千余卷，导予游者。”不但让我们记住了小云山，更让我们记住了书痴刘近鲁和刘氏一脉。
金华山与小云山
近人因称今之金华山就是王船山所指的小云山，我们便乘车赶往衡阳县库宗桥镇金华山。
此时正值油菜花盛开的时节，虽然不是周末，但游人如织。站在山腰的观景台前，此时此景与王船山所描绘过的自是物事全非。参天的古木已无迹可寻，漫山均是今人手植的杉树和不知名的杂木灌丛，特别是那盛开的杜鹃，格外引人注目。山下广袤的田野，花云花雨，香风漫漫，仿若仙境。近来每年在此举办的油菜花节蔚为壮观，以至远在邵阳、娄底的游人都会选择汇聚于此做一回赏花使者，只为留恋一个金黄如斯的春天。
小云山因其小于大云山而得名，这在王船山的游记中可以得见，但有关它的历史沧桑却记载不详。约略可以一说的是：这里曾是唐朝方士申泰芝炼丹的一处别馆而已。王船山到访写下《小云山记》后，在清乾隆、同治和嘉庆衡阳县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小云山，在城西九十（注，嘉庆衡阳县志为“百三十”）里，山不甚高，而所望甚远。王船山（注，嘉庆衡阳县志此处写作“夫之”）有记。”短短的二十来字，并没有说清小云山的确切位置，相反，距离的差异倒让人不明所以。
20世纪80年代初编撰的《衡阳市地名志》写道，“金华山，位于衡阳城西46公里，属大云山脉，又号小云山。传说有金神显圣，华光普照，故名。”小云山亦称金华山始见于这一官方书籍。这是关于金华山由来的一种说法。还有一说，“小云山，亦名金华山，系大云山余脉，是衡州往宝庆西去的第一座高峰峻岭。古小云庵侧有田，地约九升，栽种旱烟，烟色金黄，烟丝细华，吐烟上腾，九圈连环，世之罕见，呈为贡品，曰之‘金华贡丝’敕赐天下名烟，后人渐谓此山为‘金华山’。”但我们不难发现，清同治（1862-1875）之前这里并没有金华山一说的记载，或许只流传于人们的口耳之间。
小云山即是金华山，那先生所说居其下的友人刘近鲁应该就生活在这一带。
下得山来，一打听，热情的村民纷纷涌上前来，要我们去“找谁谁，他知道”……同行的库宗桥镇党政办主任李小华则与当地现任或前任村干部电话联系起来。“山下这一片没有姓刘的，过去两里地的大源冲水库脚下联胜村姓刘的多。”驱车穿行在油菜花海中，我们一路找寻。
“你们要找的那个刘近鲁，几十年前就有人来找过，都没找到……”联胜村一位退休的村干部在电话中这样告诉李小华。
刘近鲁不是曾住在这里？那居于小云山下的刘近鲁究竟住在哪儿？那藏有6000余卷书籍的高阁楼宇又建在哪里？难道是王船山的记载有误，抑或是此金华山非彼小云山？
找到刘近鲁曾居地
正当笔者在为苦寻刘近鲁居于何处而不可得之际，刊载于《船山学报》1988年第一期的《王船山的两副佚联》一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文章的作者周新铭（学报上的署名为周新民）。一聊，30多年前他在衡阳县文化部门工作，曾陪同省社科院研究王船山的专家徐荪铭一行访问过船山史迹，对王船山、船山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并写下多篇文章发表于《船山学报》。上文就是他那时访问所获。现已退休的他仍担任着衡阳县船山文化传习总会的会长，用流行的话来说，是一位资深的船山粉丝。说起过往，他有些许遗憾，就是没能找到刘氏家谱考证刘近鲁的确切居所。“刘近鲁应该是住在我曾经访问过的衡阳县白水乡东水村双塘小组，现在属于栏垅乡东井村（原东水村与建塘村合并而来）。”
在笔者的盛情邀请下，4月1日我们相约走进了栏垅乡，找到了他30多年前曾与村民座谈过的屋场。搬来几把椅子，邀约几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围坐一堂，犹如当年一般，话题围绕着王船山展开。
虽然已过去了好几十年，但这些年老的村民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年他们曾听到过的关于王船山在这里的故事，以及刘氏后人的轶事。
“‘双脚抖神坛’就是王船山在我们这里留下的一个故事。按照大多数地方的丧葬习俗，逝者棺材的放法都是头朝祖宗牌位，脚朝大门。但王船山却教我们将逝者的棺材反过来放置，就是头朝大门，脚朝祖宗牌位，此后我们这里办丧事一直都是这样做。”
“王船山还在我们这里开馆教书20多年，有18个半学生考取了秀才。”
“王船山还为我们刘氏祠堂取名滋德堂，为祠堂写过对联。”
“我们刘氏的二十字班辈也是王船山定的。”
“刘审吾是我们这里的名医，他祖上是王船山的学生。当时他家有80担田，藏有不少王船山的书籍。”
……
老人们的述说显得有些支离，也许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但从他们的话语中，至少让我们感受到了王船山曾在此留下过深深的印记，影响并改变了刘氏传人的生活。
说着说着，一位老人指着身后的堂屋告诉我们，刘氏老辈说王船山当时就住在堂屋侧旁的房间。顺着老人所指，我们起身前去探访。那掩盖在一户人家屋后、饱经风霜、高扬的飞檐可以想见曾是刘氏祠堂的一角，飞檐下方是借着飞檐的墙体重新垒造的房屋，斑驳不堪，其上两片异形的滴水瓦片显得异常醒目，前端收拢卷起有孔，便于排放雨水，门是石材拱门，整条的门槛石，满是苔痕，看得出这是一道年代久远的旧式门房。“这侧边一片原来是一个花园，里面有一棵好大的桑树，后来砍掉了。”
“你们谁家有族谱，能看下不？”在我们的问询中，周新铭访问过的刘建寅老人（当时78岁，现已过世）的儿子、现年73岁的刘松柏老人从堂屋侧房拎出了一匣子的旧版族谱，有10来册，上书“刘氏五修族谱”。打开封面，只见竖排的“公元二○○二年岁次辛巳 彭城家乘 滋德堂梓 ”赫然映入眼帘。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刘氏族谱！在《王夫之与衡阳刘氏之交往及佚文》一文中开篇即有，“日前湖南图书馆家谱收藏中心自民间征得清光绪二十三年滋德堂木活字印《衡阳均陂刘氏四修宗谱》十二卷，中有王夫之撰《昆印（注，有版本写作‘映’）府君墓志铭》及《龙太君墓志铭》文二篇。”
彭城是江苏徐州的古称。“ 彭城家乘”是说彭城为他们这支刘氏郡望（郡望指取自该族祖先受封之地的地名，或是显赫祖先住过的地名）。西汉第一位皇帝汉高祖刘邦即出自徐州下辖的沛县，也就是说滋德堂刘氏传人都是刘邦的后人。
刘氏一脉的根就在这里，我们人手一册随即分头翻找开来。“找到了，找到了！刘近鲁就是居住在这里！”不多时，周新铭拿着手中的《刘氏五修大韶房谱》指给我看，“你看，永公这一列，记载的是刘近鲁哥哥刘玮、刘昆映（注，谱中写作“崑”）生平；永侯就是刘近鲁！30多年的心愿终于了啦！”周新铭很是激动，“今日收获不小，收获不小。”
“我是世字班，第二十二代，刘春生书记（现任村支部书记）是其字班，二十三代。算来我们滋德堂刘氏一脉自永公父亲十世祖绍黄（注，四修族谱为黄，五修误为贲）公起至今已传了十五代，”刘松柏老人说，“刘氏五修族谱是18年前刘书记的父亲牵头组织一班刘氏族人续修的，与四修族谱中间隔了100多年。”
刘近鲁曾居地找到了，可那藏有6000余卷书籍的高阁现在又在哪呢？
“我们这边的山不高，大多没有名字，但离这不远有座小山却有个蛮文雅的名字叫书房岭，老辈们传说上面建有书房楼，王船山就在那里看书。山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是一块两亩大小的平地。那里可能是刘近鲁建楼藏书的地方。”刘松柏老人一边说一边带着我们前往。站在塘边的水泥路上，老人指着塘上边的一座山丘说，“那就是书房岭，有一条泥路上去，没什么人走。”
我们最终没有上去，只能报以唏嘘一叹，那曾经为王船山授徒治学提供了宝贵资料的刘氏藏书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湮灭，徒留一地黄土，确实令人惋惜。但庆幸的是，王刘两族因此结下的深厚情谊却随着船山文化的传播感动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后学。
“此地离库宗桥至少有10公里，先生所游的小云山可能并不是指现在的金华山，而是这一带的某座山。你们想想看周边有没有不太高但能望远且有点名气或山上有庵寺的山头。”返程途中，周新铭对同行的乡村干部和驻村扶贫队员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分析道，王船山《小云山记》所写都是概述、概貌，并没有明显的指针。而且古时对山川地理的命名没有现在规范，只有那些名山大川才会有独立的史志，绝大部分小山小川不会有什么记载，即使有也非常简略。
“我读过《小云山记》，对这附近的山也比较熟悉，双塘组东边三四里地有座云山岭，是这一带比较高的山。山上曾有庵子，香火一度很盛，不过早已废了，登上山顶也能看很远，很符合先生记中所叙‘友人刘近鲁，居其下’。云山岭、小云山只差一字，说不定那里就是小云山。”已驻村两年的扶贫队长接过话头。顿时，我们热议起来。都认为金华山距此太远，当时又没多大的名气，王船山和好友、弟子不大可能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前往……
议论总归是议论，一时间大家也提不出更多的实物例证。王船山笔下的小云山到底是金华山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云山岭，只能留待人们日后考证破解。
王刘两族的情谊
其实，王船山与刘近鲁的交往有文字可考的时间始于1657年。这有他作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诗作《冬尽过刘庶先夜话效时》为证。再往前追溯，据《衡阳均陂刘氏四修宗谱》记载，“刘氏九世祖登甲，字起潜，与王夫之父王朝聘友善。”也就是说，王刘两族的交往源起于王船山的父亲武夷先生与刘近鲁的祖父登甲公。1915年刘氏后裔刘审吾于《船山学报》第五期刊登的《衡阳刘氏珍藏王船山先生遗稿记》亦称，“武夷先生曾教授于小云山，弟子众多，十世祖绍黄，字去华，亦以学焉。”父亲是学生，儿子更是“幼游乡先儒王武懿（注，当为‘夷’）先生讳朝聘之门”。少时就拜在王船山父亲门下的刘近鲁，此前是否与王船山相识，已无从考证。但刘近鲁“酷好藏书，笥箧（siqie,竹制的小箱子）充栋，甲郡邑”之名，王船山可能早已知悉 。王船山年长于刘近鲁，初时志在功名，才学笑傲衡州，而刘近鲁“十七补邑文学（古时教官，亦指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此后则“屡困棘闱”，就是每次都没考上。及至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王船山陷入为期十余年的抗争、逃亡生活，直至1656年才得以回归南岳续梦庵继续授徒治学生涯。
于王船山而言，授徒是为了生计，治学才是根本，这在他晚年自撰的墓志铭“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可以得到印证。这需要大量的经史典籍资料作为支撑。于是居小云山下、有高阁藏书6000余卷的书痴刘近鲁成为了王船山拜访的对象。这也许就是《冬尽过刘庶先夜话效时》创作的由来。
在那个时代，家有6000余卷藏书是个什么概念？用现在的话来说，绝对的“富二代”，还是个“文青”。据刘氏宗谱载，“其先世自宋元间有丞相公，以事互置衡州，卒之日遗训改业务农，故名逸不传。”王船山为其兄刘昆映所作的墓志铭亦云，“子孙世农而朴，为乡里重”。其父“去华公绍黄，乡贡士，未仕”。而其后人刘审吾则称，“吾九世祖登甲公，字起潜，以诗礼传家。”也就是说，从刘近鲁祖父开始，刘氏家训已改务农为读书了。刘近鲁的父亲就考取过功名，只是没有当官。这样看来，刘近鲁家应该是当地乡绅。他的藏书既有家传，更源于他的爱好，这个爱好可是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的。话说回来，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交，出书难，买书也许更难，何况刘家偏居乡村，进趟衡州城都要费一番功夫，可以设想收藏到6000余卷书籍，要付诸怎样的努力，岂止是金钱就能解决？有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的私家藏书自宋元以来渐成风气，明清则达鼎盛，但大多是在文化、经济繁华之地。放眼当时历经战乱后的衡州，刘家藏书或许可称雄一邑。
拜访之时，王船山尚居于续梦庵，距离刘近鲁家路程颇远。两年后的春天，王船山即举家迁至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今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于茱萸塘筑茅屋，编篾为壁，名“败叶庐”。此地距刘家大约20公里，一天就能往返，看书、借书、查找资料都相对方便。离得近了，自然而然，两家的走动频繁起来。期间，也就是王船山与刘近鲁始游小云山的同一年，王刘两族始结秦晋之好。王船山的大儿子、刚及弱冠之年的王攽在败叶庐迎娶了刘近鲁的大女儿，“而金兰之谊益固”。
难以想象的是这份因书结下的情谊并未止步于此。刘审吾在《衡阳刘氏珍藏王船山先生遗稿记》写道，近鲁之兄刘昆映亦为先生莫逆，先生“恒著诵于堂（刘氏宗祠）之左侧北牖，与永公祖（即刘昆映）时相讨论”。并“以近鲁酷好藏书，先生名其堂曰‘滋德’，以树德务滋，世世相承。”二人的子辈安基、安镏（刘昆映的两个儿子）、安上（刘近鲁的儿子）均“执弟子礼，受业于先生”。这些记载都一一印证了周新铭和记者所访刘氏后人所述。王船山去世后，刘氏一脉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首修族谱时，请王船山次子王敔作序；王刘两族第三代亦再结秦晋之好，安基长女嫁与了王船山的孙子、王攽的第三个儿子有菌。
以藏书传家的刘氏后人则信守“先生之道，五百年后必定大行”的祖训，安基之子、王攽儿子王有菌的妻弟、刘氏十三代祖刘邦正在王船山之书尚未名闻之时，“独手录数十万言藏于家”，“代相珍藏，而不敢散失”。历经五代，传至刘审吾父亲手中，其家藏有船山著述四十九种，除少数为船山稿本或批校本，大部分为刘氏抄本。清雍正年间（1723-1736）最大的文字狱——吕留良案曾波及到王船山，清廷派兵围搜湘西草堂。因王船山遗本藏于刘家而得以幸免。清同治（1862-1875）初，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于安庆、金陵设书局刊刻《船山遗书》，托衡阳常氏从刘家借去三十八种充作底本，然事后仅归还六种。1939年，刘氏涉讼，又被迫交出六种，由其时省政府拨交南岳图书馆保管。
刘近鲁的6000余卷藏书或许被历史吞没损毁。有幸的是，得益于刘氏收藏，船山学说以及船山文化正穿越时空愈益散发出不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