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而厚重的常宁三年

　　王船山到常宁一共居住了三年，时间虽然短暂，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里，他写下了很重要的一部书，叫《黄书》。

　　《黄书》代表着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他来到常宁除了隐居外，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联络与他有同样志向的反清人士。此时，除了钻研学术外，他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反清。

　　在常宁三年，初步显示了他后半生要做的主要事情。一方面，他以教书为生。他自己在文章里说过，他通过教书来养活自己、来谋生，但同时通过教书，他又培养了一些人才，为反清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他在此地开始静下心来研究中国文化，写下了或者准备写下一些重要著作。

　　所以，常宁的三年，既是他反清斗争的三年，也是他研究中华文化三年，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三年，这三年在他的人生当中，虽然短暂，但意义巨大，出品丰厚，也是他的思想初步成熟发展的重要阶段。 

　　居西庄源三载将去赋诗

　　西庄源所居，后岭前壑，古木清沼，凝阴返映。念居此三载，行将舍去，因赋一诗。

　　物遇日屡迁，流止暂不遗。浮云出丹巘，游鯈遵绿漪。

　　心知既无滞，躯质匪有期。俯仰同久乍，令我奄宅兹。

　　修竹丛尚稚，岗桐荫每移。云岫半明灭，霞嶂时参差。

　　坐闻春鸟鸣，亦睹秋叶离。凌景延圆晖，迎寒却凉铮回首舜帝峰，濯足舂水湄。

　　芳草良未歇，佳期行可规。行道昔已靡，槁木今何居，俄顷已籍用，乘乘将焉之。 　　

　　新秋看洋山雨过

　　南楚秋风日，轻阴太白方。参差分远嶂，明灭亘斜阳，旋度云间树，还吹山际香。鹭飞初掠润，燕语乍矜凉。云断天逾碧，林疏野乍光。余霞侵月浅，晚雾过溪长。薄袂冷冷善，闲愁鼎鼎忘。萧萧聊隐几，吾道在沧浪。

　　为晋宁诸子说春秋口占自笑四首

　　腹借征南库，灯邀汉寿光。伤心难自遣，开卷是春王。

　　蠹死墨魂失，鸟饥远视仍。纸窗钻不透，大抵是痴蝇。

　　南岳经声苦，东林眉宇频。似他添强笑，犹恐隔邻嗔。

　　荧泽宏滨肝，伊川辛有泪。未知家则堂，云何宣此义。

　　西庄源

　　古树何年种，归禽来一双，茅斋读易罢，摇影入闲窗。

　　小祗园

　　宛转破千障，平地起绿烟，自然知兰若，不过鸟飞边。

　　《嘉庆常宁县志·人物志·流寓》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崇祯五年未午举人。甲午由南岳移居常宁之西庄源，丙申生子王敔，丁酉复返南岳。寓宁三载，为邑人说春秋，居游多有题咏。

　　《洋泉王氏宗谱》

　　在昔船山奄宅于兹，历载凡三，是生子敔，乃携而归衡山之阳，赋诗纪别。迄今二百余年，此间父老往往能传其轶，想与播为美谈，曰洋泉王氏者，是昔船山之所避风雨也。”

　　王船山在常宁的日子虽然清苦，但还算自在。《（嘉庆）常宁县志·流寓篇》有载：王夫之寓宁三载，为邑人说春秋，居游多有题咏。

　　他以教书为生，以歌咏为乐，成为清初常宁文坛的四大“领袖人物”之一。

　　船山成为常宁文坛“领袖” 

　　王船山在西庄源的日子虽然不富足但应该是快乐的。这里不仅有他的同宗好友，还有他的知己，和一批仰慕他才华的读书人。用王之春的话说，“常宁文士来者益众”。

　　殷铭、阮鄂就是王应章、王船山共同的朋友。

　　殷铭与王船山最是“同病相怜”。两个人年少时都在衡州府读书胸怀天下，后都在战乱中经历了“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漂泊，到最后为生计所迫开馆授徒作了老师。听闻殷铭的诗文集准备出版时，王船山为其作序——《殷浴日时艺序》。在序言里，船山不写文学流派、写作技巧，只写两人的交往，词真意切。而殷铭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主笔攥写了《康熙常宁县志》，其中录入了王船山的诗文及与一些友人相互酬答的文章。

　　阮鄂，清代初期画家，写得一手好诗。他的父亲阮淡明，明国子监太学生，崇祯六年(1633年)任北京中城兵马副指挥，后升华州(在陕西)同知，又例升江西按察司，摄奉新(属南昌府)县事。巡抚令其管理贡院秋试时的治安，事毕即请假返乡。清顺治七年(1653年)过世。应阮鄂请求，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船山为其过世四年的父亲写了一篇墓志铭《阮淡明先生墓志铭》。

　　铿锵四人行。王船山在常宁停留的三年多时间里，四个人多有往来。捡一个风清云淡的日子，一同出游，一同吟诵，好不快哉！

　　常宁县令张芳非常仰慕先生才学，尤其喜欢王船山写的《落花诗》，常赞叹不已。张芳是江苏句容进士，清顺治十一年来常宁任职。他最喜风雅，曾经组织了常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采风活动，组织当地的文人士子把常宁的名胜游个遍，留下了一批歌咏常宁的诗作。听说先生来了常宁，他挥笔写了一封信《与王而农书》，叫人送了过去。张芳的这封信写得热情奔放，溢美之词毫不吝啬。文章极力称赞王船山学问渊博、人格高尚。他说：“以王先生学解深技，传诸其人，旦暮遇之可期也。虽井中铁函，不以易河汾之论著矣。何时得一披帷启秘，极尽天人之际耶。”这是一名清朝的在职官员，对被朝廷通缉的前朝遗臣的评价。

　　王祚隆是最懂王船山的。他们都喜欢研究《易经》，相互间经常有诗书往来。王祚隆，是常宁读书人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顺治十四年（1657年）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任期7年，一时名噪江南，被誉为“屈宋传人”。在王祚隆的眼里，王船山是孤傲的。“美人坐清湘，闲呤复长啸。十旬五得饥，体癯容愈少。冠盖时叩门，千金不一笑。道逢衣褐游，风雨怜同调。因之得素心，白日能相照。途长时亦难，出处各自劭。”（《酬王姜斋先生》）寥寥数语，写尽了王船山的不屈与执着。

　　王船山以诗会友，成为了明末清初常宁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明末清初的常宁，形成了四个有特色的文人雅士集群。一是以“诗人县长”张芳为核心，以当朝官吏为创作主体的集群；一是以岳麓书院山长王祚隆为核心，以长沙岳麓山为活动中心，以名流学士为创作主体的集群；一是以且拙禅师为核心，以大义山至圣寺为活动中心，以佛教僧人为创作主体的方外文士集群。还有就是以王夫之为核心，以洋泉西庄源为活动中心，以慕名交流、求学的文人学子为创作主体的文士集群，主要成员包括王夫之、殷铭、李日炜、吴际隆、阮鄂、殷四明、李长旦、吴震生、崔弼。

　　在洋泉镇，王船山拥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友人的收留和关怀，让他有了栖息之所，和难得的宁静生活。顺治十三年（1656年），他的儿子王敔在常宁出生，王敔后来把父亲的著述整理成《船山遗书》。

　　三载春秋，他只做了两件事 

　　在西庄源的三年，王船山只做了两件事情：教书和写书。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事情都要钱。为了生计，在友人的帮助下，王船山第一次开馆授徒。此后，“教书”成为他养活自己及家人的主要谋生手段。

　　《曲潭李氏宗谱》对此事有记载。原来，先生与居住在常宁曲潭的李柱臣是“忘年交”。李柱臣是当地的大学问家，但是对于《春秋》却掌握得不够透彻。于是聘请王船山在洋泉镇的六合寺，给儿子李复旦讲授《胡氏春秋》。当时来上课的人，应该不少。居住在常宁市罗桥镇东桥村的吴氏后人在其《吴氏宗谱·澹雅山斋记》中记载说：“距吾家七里许有西庄源者，王船山先生侨寓所也……邑人从而问业者甚众。”

　　王船山讲课的六合寺，是洋泉镇大户人家欧阳氏的族寺。60多岁的欧阳仙辉，退休之后开始打理“欧阳氏宗祠”，闲暇时翻阅家传的宗谱。他说，六合寺在建国初期还有，后来就毁了，在洋泉镇农技站的位置。在欧阳仙辉的指引下，我们一起来到了六合寺旧址。他告诉我：“曾经听老一辈的人说，王船山曾经在这里教书。”我注意到，六合寺旧址附近有一条小水沟。当地人说，沿着它，就可以走到西庄源。

　　向远处眺望——这是一丘田垄，一眼望不到边。在整畦的稻田间，我仿佛看到有个清瘦的身影向我们走来，走进传来琅琅读书声的西庄源。

　　王船山经常为大家讲授的是《周易》《春秋》，类似于现在的“高考补习班”，为学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进行考前复习。王船山把父亲毕其一生研究的《胡氏春秋》心得和自己数年治经心得融会贯通，悉数倾囊而授。

　　王船山虽然生得一副铮铮铁骨，但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极其风趣之人。在《常宁民间故事》中有王船山的传说四则，其中有则《心送朋友三十里》的故事。有一次，他的一位好朋友到西庄源来看他。他们俩谈起学问来是津津有味，一直谈到了第二天早上。早饭过后，朋友起身要走了。他就送他下楼，对朋友说：“好，你走吧，我心送你三十里。”朋友当时也没太在意这句话，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走着走着，一直走到离西庄源十五里的东塘吴家，才想起刚才王船山在楼梯边送他时说的那句话。他想：刚才王船山还说要送我三十里，后来连楼也没下来，怎么能说是送我走三十里呢？他感到十分奇怪，于是又折回西庄源去问。当他再次走到王船山住所时，却仍然看见他站在原处，一步未动。他便问船山：“ 你刚才说要送我三十里，可是你连自家的楼梯都没有下，怎么能说是送我三十里呢？”

　　看见朋友去了又回，他也感到很惊讶，便问他：“你刚才已经走到哪里啦？”“我已经走到了东塘吴家。为了问清楚你讲这句话的意思，才又返回来了。”王船山又问：“东塘吴家离这儿多远？”“十五里”“东塘吴家离这里十五里，你又从东塘吴家返回来，又是十五里，这不正好是三十里吗？我现在还站在这里送你呢。”两人相视而笑，朋友转身挥袖而去。

　　西庄源三年，王船山拥有了战乱后的短暂宁静，他开始了对家国命运的深度思考。《王船山年谱》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年），始作《周易外传》，八月《老子衍》成；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黄书》成。

　　《黄书》犹如一篇“民族宣言”，对祖国壮丽的山河、丰富的物产、悠久的历史、“博衣、弁带、仁育、义植”的文物教化，充满眷恋之情。通过《黄书》，王船山阐释了他的治国理念。

　　他认为华夷大防是天设地造、绝对不容混乱的道理。在他看来，黄帝一心以荫庇天下为己任，保卫华夏之疆土，以防止异民族的侵犯为最高职责，所以他没有“私神器（国家社稷）以贻曾玄之心”。他极力抨击孤秦、陋宋，因为他们只图巩固一人一姓的地位，不惜箝制臣民、削弱中国，而溃决了华夷大防。他对民族利益的关心超过了天经地义的忠君观念。为了抵抗异族，他主张地方分权，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优待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给他们以相当的职权，不要加以牵制。

　　《黄书》七篇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首篇《原极》为全书之纲，论圣王严华夷之辨是效法天则。其余六篇，分题论述。《古义》说立国遵古；《宰制》讲军区设置；《慎选》言慎重选举；《任官》明任官勿疑；《大正》申廉正之风；《离合》阐治乱交替。七篇相合，成为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

　　《黄书》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民族主义思想，所以到了清代末年的反抗满洲贵族的革命斗争中，成为当时掀起的一股尊黄思潮的“酵母”，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不能久留，王船山挥别西庄源

　　1657年，顺治十四年的盛夏，王船山一家离开了西庄源，返回了南岳的续梦庵。

　　他的儿子王敔在《大行府君行述》中回忆父亲离开桂林回湖南后10年风雨飘零的生活时，有这样一段描述：“自此随地托迹，或在浯，或在郴，或在耒，或在晋宁，或在涟、邵，所寓之处，人士俱极依慕。亡考，不久留，则辞去。”

　　在一个地方生活得太久，对于一直努力躲避搜捕的王船山来说，都是危险的。离开，成为一种必然。

　　我知道，西庄源的清风明月，并未能真正抚平先生心头苦楚。细读他的《为晋宁诸子说春秋口占四首》，我触摸到了他的不甘与坚守。他嘲笑自己是“腹借征南库，灯邀汉寿光。伤心难自遣，开卷是春王”。一位有着治国谋略却不能为国效力的经世之才，却只能在常宁这样偏远的地方教书度日，怎不让人辛酸？即使这样，他仍然像饥鸟一样，像痴蝇一样，坚守着自己的操守。“蠹死墨魂失，鸟饥远视仍。纸窗钻不透，大抵是痴蝇。”

　　不舍离去，王船山独自一人在西庄源四周转了转，内心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他怀着复杂心情写下一首五言长诗。

　　这是一首写景抒情诗，描写了西庄源周围的山光物态和四时变化，抒发了愁绪萦绕挥洒不去的苦闷。他说：“行道昔已靡，槁木今何居，俄顷已籍用，乘乘将焉之。”

　　先生带着家人离开了常宁，带着中华民族如何复兴的历史命题，走上了继续求索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