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时期，湘南学联推动新思想、新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湘南地区广为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衡阳传播的方式：一是新书报刊的发行；二是革命活动家发表文章和讲演。发行新书报刊最早的是布政街衡阳宝华书局，但多为文艺书籍。高潮是毛泽东、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建立文化书社后，衡阳于1921年1月成立文化书社分社(三师贩卖部所改)。彼时，湘南学联和三中、三甲工、三女师、成章、新民等校以及嘉禾、宜章、郴州、永州等地，都相继开设新书报贩卖部。主要新书报刊有200多种，来自上海、北京、武昌、广州和长沙等地。其中《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国际劳动运动史》《湘江评论》《新青年》《新潮》等数十种书籍销售最多。新书报使湘南各地师生开始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方针和自己应该走的革命道路。
早期到衡阳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活动家比较多。如：邓中夏、何叔衡、李维汉、恽代英、李达、毛泽东、张秋人等。
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将心得常通过书信传到衡阳。寒暑假回家乡郴州宜章，也常在衡阳停留，传播知识。1921年10月22日，他发表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有力地鞭鞑了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在衡阳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
何叔衡率驱张请愿代表团驻衡阳时间长达半年多，作过许多讲演。他主编的由湘南学联发行的《湘潮》杂志，发表不少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李维汉的《勤工俭学研究发端》，就是在《湘潮》上发表的。此文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学说，并写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学说的实现。”
1920年暑假，恽代英由廖焕星陪同，深入衡阳许多学校和矿区调查情况和传播马列主义。1921年初春，他又受聘到三师任教。时间虽不长，但影响很大。3月29日，《大公报》在报道进步团体心社时说到：“这心社的起源是由该校学生贺某发起，联络六、七个同学组织成的……开学时，恽代英先生，也曾把少年中国学会和互助社的情形和他们说了一点，一连受了各方面的激荡和内部的要求，到二月七日，这个心社才呱呱坠地了。”
李达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时，曾来衡阳多次讲演马列主义理论。由于他很像列宁，又讲列宁学说，被听讲师生称为“我们的列宁老师”。
1921—1925年，毛泽东先后4次来衡阳宣传马列主义，并指导湘南学联的革命工作。其中前两次，毛泽东在衡阳停留的时间较长，且都住在湘南学联。
1921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来衡阳是夏明翰陪同的，深入三师、三中、三女师、三甲工等学校，调查情况，并在三师讲演《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 1922年4月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衡阳，先在三师讲演《社会主义》，听众千余人。接着又在湘南学联向各界积极分子讲演《马克思生平及其艰苦斗争简史》。
由于马列主义不断传播，许多人提高了认识，他们选择了马列主义，认为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为之而奋斗。1922年9月14日，湖南《大公报》发表三师教师彭粹夫撰写的《我们为什么主张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露了旧中国的病根，庄严地宣告：“我们的主张，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应该赶快步俄罗斯的后尘，向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求解决去。”这是一篇在省内外都很有影响的文章。四
湘南学联领导了衡阳及整个湘南各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先驱》在1922年10月15日出版的12号刊中作了高度评价：“五四运动之衡地各项爱国运动，均系该会主持，成绩颇为可观。驱张运动发生，驻衡驱张请愿代表团实得该会之助不少。”
湘南学联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就以学界名义通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拼死力争国权，不得屈辱签字。紧接着便是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宣传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还成功地与社会各界联合一致地进行了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帝斗争。他们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组成了国货维持会，推举夏明翰的祖父夏时济为会长。坚决抵制日货，维护国货。他们深入不法奸商的货场、仓库、店堂、铺房，严格清查日货。对查出的日货，—律加盖“仇”“劣”字样，予以焚毁。衡阳南正街太和祥洋货店，资本雄厚，经商大宗日货，且蔑视抵制清查日货，与学生为难。于是群情愤激，在夏明翰等人的率领下，尽行捣毁。1919年10月24日和11月8日湖南《大公报》对此作了报道，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界人民，特别是衡阳码头工人的支持。一时日货没人买，日船没人坐，装运日货的船靠不了岸，也无人装卸。1921年5月18日《北京晨报》报道：“衡阳市面上的仇货差不多绝迹了”。日本人经营的轮船也被迫停开。
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引起封建军阀的强烈不满，为了取媚日本人，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千方百计破坏学生运动。省学联不顾威胁，在教育坪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大会，张敬尧竟派其弟张敬汤带兵包围会场，捆绑、打骂学生，解散省学联，激起湖南人民无比愤怒。毛泽东、何叔衡等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以重新改组的省学联为基础，联络各界，组织驱张请愿代表团，并发表驱张宣言。何叔衡率驻衡讨张代表团在衡阳、郴州开展了6个月的工作，得到湘南学联和各县学联的大力支持。
1920年3月12日，湘南学联和驱张代表团在雁峰寺召开湘南国民大会，到会万余人。最后表决办法三条：一、发宣言；二、通电南北政府，撤惩张敬尧；三、向吴（佩孚）师长请愿，将民意电达中央。
为了驱逐张敬尧，衡阳各界向南北政府及全国各地发出了几十个通电，举行数十次集会游行，还利用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多次组织学生向吴佩孚请愿，终于促使吴佩孚于5月下旬率部沿湘江而下，也迫使张敬尧仓惶逃离湖南。湘南学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中，同样遭到了反动顽固势力的百般阻挠和极力压制。湘南各校进步师生展开了与反动当局的激烈斗争。其中三师的驱刘斗争激烈万分，影响极大。
1923年春，三师进步师生要求民主自由，改革校务。遭到校长刘志远的镇压。宣布开除为首的袁痴、唐朝英和罗严3人。学生不服，起而斗争，把开除告示榜撕毁。刘志远向省报告，省长及教育司长训令查办，又开除高静山、彭章达、曹亨灿、李晋禄、胡湘圭、陈兴荃等50多名学生。三师一下就沸腾了，舆论界也哗然。5月28日，在湘南学联策划组织下，三师学生组成了赴省请愿团，并发表《第三师范驱刘请愿团革新校务宣言》。省府首先拒绝接见，继则绝其粮食，三则武力驱逐。省学联派刘愈（惕庄）、夏明翰和王基永出面调解，也拒不接洽，还将刘愈殴打辱骂后逮捕，更引起公愤。湘南各校联名声援，岳北农工会发表抗议，水口山工人组织后援会，并在全省各工矿中进行活动，省学联也在加紧联络策划省会各界声援。当时请愿学生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冲击了教育司和省议会。舆论界很是支持。军阀政府慑于声势，只好妥协退让，罢免了刘志远，并允许被开除的53名学生升学或转入其他校学习。
此后，在湘南学联的组织领导下，湘南地区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绵不断。
1925年5月，日本和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青岛惨案和五卅惨案（上海）。6月6日，湘南学联在劝学所召开各校教职员及学生代表联席会，决议联络工商两界组成湘南“青沪惨案雪耻会”。8日，全市罢工、罢课、罢市，并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抵制英日货”。三师学生提前一周放假，将膳食费全部捐给上海失业工人。
陈治安、梁中超、刘泰、卜仁贞、袁作飞等骨干组织“青沪惨案雪耻会”，全力抵制英日仇货。他们组织纠察队，尽毁英日商品广告，并派人去码头，劝阻国人不乘英日轮船，不租住宅给英日商人居住和经营商业。对市面上的仇货，一律没收拍卖或焚毁。驻衡日本人山口胜彦哀叹：“近日，本地排日状况日渐恶化……终有不能维持秩序之势。”
五
五四运动最大的成果是使中国人民选定了马列主义，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地区性进步团体的湘南学联，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则为衡阳及整个湘南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衡阳的建立，又促使湘南学联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轨道在湘南展开更加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
1920年11月，湘南学联的主要负责人蒋先云等接到李启汉（江华人，曾求学三师）从上海寄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并深知毛泽东开始在长沙建团。于是蒋先云、夏明翰、陈为人、蒋啸青、黄静源、贺恕、唐鉴、彭章达、黄谦信等便去长沙，加入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回衡后，他们成了衡阳团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骨干。次年春，黄和钧、陈书农、戴述人、熊瑾汀、易克嶷、袁吉六等团员，被请来三师、三女师、新民中学任教，对衡阳团组织的建立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衡阳党团建设。1922年4月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衡阳。他写信给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请求派人来衡。中央很快派来了张秋人（化名张国华），以三师英语教师身份为掩护，实际上担任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并建立衡阳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三师支部。张秋人任书记，领导衡阳与湘南地区的党团工作和革命斗争。张秋人在衡不到一年，使衡阳的党团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工运、农运、妇运和学运，也都搞得十分出色。三女师学生运动、三师范的驱刘运动和声援水口山矿大罢工等，都是他通过湘南学联出面指挥的，都“确有大影响”“使社会上注目”，故反动派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湘南学联为党孕育了大量的革命人才。学联的负责人，无一不是共产党员；驻会工作人员，不是党员，便是团员。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撒遍湘南各地及外地。湘南24县党的创始人和县委(或特支)领导人，差不多都是湘南学联在衡学生。如：雷晋乾、陈芬、陈奇、高静山、韦汉、李一鼎、黄义藻、刘泰、邓宗海、夏明震等人在湘南各地创建党组织，发展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斗争，使革命的烈火燃遍湘南大地。
（本报记者胡建军、李怡筱根据湘南学联纪念馆提供的资料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