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许  珂　　图/本报记者   黄   沐

　　苏轼以京官身份从签书凤翔府判官起步，宦海沉浮四十年，直到终老常州。从地方到朝堂，再由朝堂到地方，做过八州知州、三部尚书、一任皇帝大秘书（知制诰），贬过黄州惠州儋州，他把大宋254个府州走了个大半，去的地方特别多，上司也就特别多。

　　那么，苏轼是怎么和上司相处的呢？苏轼的经历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近日，首届“才高八斗”市全民国学知识电视争霸赛年度冠军罗衡卫做客国学讲座，讲述苏轼的职场个性。

　　陈希亮的严厉，让苏轼懂得做官要谨言慎行

　　苏轼面对的第一位顶头上司是凤翔府的知府陈希亮，他是中国历史上十大清官之一。

　　陈希亮是皇帝允许穿三品服的四品官（级别很高的一个知府），相当于今天直辖市一把手的级别。苏轼是以京朝官身份到凤翔府挂职当秘书长（“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八品官，级别比陈知府低了很多。

　　最初，苏轼提出的施政意见，如改革衙前之役、查决囚犯、赈济灾害、修筑东湖，这些都得到了陈知府的支持。然而，让陈希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对苏轼的严厉却引起了对方的反感。如，苏轼不参加公务庆祝活动、七月十五中元节不去办公室办公，这些陈希亮都要管，还按照规定扣了苏轼工资津贴——罚铜八斤。最让苏轼受不了的是，苏轼以文章自负，但是陈知府偏偏爱挑他文章的刺。苏轼写的公文，陈希亮毫不客气地在上面涂改增删，还让苏轼多次返工。每当意见不同时，两人都会争得面红耳赤。

　　有一次，陈希亮有意要挫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的锐气，便有意对苏轼端架子，见苏轼有事要报告，就任他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苏轼心生不平，写诗一首发牢骚并讽刺陈知府：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苏轼这话说得直截了当，“我来找你汇报，你进又不让我进去，走又不让我走，害得我枯坐在外面就像块木头。你忘记我了，现在我也忘记你了。我看不惯你的官僚主义作风，也只有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等就等吧，反正又不会要了我的命，那就再等一会儿吧。”

　　还有一次，陈希亮修筑了凌虚台，要苏轼写一篇《凌虚台记》。于是，苏轼就在文中写道，知府啊，你是想建一个台子看西边的山。可是，你看东面，那远处有秦穆公祈年宫、橐泉宫遗址；你再看南面，远处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遗址；你再看看北面，远处是隋朝仁寿宫也就是唐九成宫的遗址。别看这些宫殿，刚建成的时候，宏伟壮观，坚固不可摧，现在呢，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种庄稼土地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你现在建造这座高台将来还不是这样，这纯粹是劳民伤财！

　　陈希亮的态度是，你敢写，我就敢用！苏轼的《凌虚台记》，陈希亮读后，不改一个字，直接命人将它刻在石头上，树立在台子的南边。

　　苏轼事后也感觉自己过分了，理亏了，于是又写了一首《凌虚台》诗送给知府，诗中歌颂知府风采，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

　　而陈希亮也接受了他的道歉，把《凌虚台》这首诗刻在台子的北边，以供大家观赏。同时也提醒苏轼，做官必须得谨言慎行，特别是一个人要对自己说过的话、写下的文章负责。

　　清廉的徐君猷，让苏轼明白做官要关心百姓生计

　　说起苏轼的职场生涯，可谓是一波三折。

　　在乌台诗案中，苏轼死里逃生，被贬到黄州，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低谷。在看清人世冷暖后，苏轼痛定思痛，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反思自己的为人处世方式，反思自己的人生。

　　最终，苏轼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太过于显露才华，喜欢议论是非，褒贬人物，几十年来所作所为大多犯的是这个毛病。这次遭遇乌台诗案，害得和自己有书信往来的朋友都受到了牵连。所以，苏轼初到黄州，经常是闭门不出，就算是写了什么东西，也不拿出来给人看。

　　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到达黄州贬所，稍后来黄州任知州的徐君猷对他礼遇甚厚，不以罪官看待他。徐君猷很照顾苏轼，先借他临皋亭安身，又拨给他东坡一块地耕作以养家，还经常请他喝酒品茶。这些，苏轼铭记在心，非常感激，他在给徐君猷之弟徐得之的信中说：“某初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

　　徐君猷关心百姓生计，为官清廉，有益乡间，黄州的老百姓非常感激这位知州。苏轼在《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巧妙歌颂了徐君猷的政绩，“银塘朱槛　　尘波，圆绿卷新荷。兰条荐浴，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描绘了一幅美景：红色的栏杆外，池塘微波荡漾，荷叶碧绿清新，小荷才露尖尖角。天气清明而暖和的日子里，用兰叶浸水洗个澡，喝着菖蒲花酿的酒。下片则是议论抒情，良辰美景，聚会庆祝端午佳节，喝着美酒看歌舞升平。那不远处的监狱里因为没犯人都长出深草了，公堂上静悄悄的也没有什么刑事案件要审理，大家不妨多多聚会喝酒游玩。

　　由此可见，徐君猷把黄州治理得政治清明、太平无事。他不用发怒，老百姓也不乱来；他不用多考察，下属也不敢欺瞒。为此，苏轼非常佩服。

　　元丰五年重阳节前后，徐君猷要离开黄州赴湖南上任，安国寺住持请徐君猷为他们常聚会的安国寺竹间亭取个名字，并题额留念。苏轼考虑到巢谷对徐知州不很了解，于是代巢谷给亭子取名并写了《遗爱亭记》，“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

　　苏轼仅用了二十个字，就刻画出了一个奉行顺应自然、清静无为执政理念的知州形象，他从不迁怒百姓，而百姓也不会违背他的意愿；从不苛责官吏，而官吏也没有欺瞒他。寥寥数语，一个不折腾、不扰民、深得百姓拥戴的好官形象就跃然纸上。

　　苏轼的做官准则是一心为公、不阿权贵，以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为重

　　按道理，苏轼在黄州反思这么久，应该吸取教训，夹着尾巴做人了吧？没有。苏轼是一个耿直的人，率真正直，一心为公、仗义直言，只要他觉得你说的不对或做得不对，他还是会据理力争，爱憎分明又口无遮拦，秉公直言又不看场合，急公好义又不计后果，有时忍不住要批评甚至讽刺人，说话写文章由着性子来。苏轼说自己这一点他改不了，无可救药。

　　所以，苏轼和上司相处的情况整体上不太顺利、不太和谐，他和司马光的一次冲突很能说明这一点。

　　正义感爆棚的苏轼任职期间，常常和执政的宰相们过不去。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过于激进，苏轼反对王安石；司马光要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做法极端，他又反对司马光。苏轼认为新法有的条款好，不应该全面废除，为此在朝堂上和司马光争执，甚至讽刺宰相司马光。

　　苏轼说，司马宰相，你这个做法是王八踢腿。（“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

　　司马光问，王八怎么能踢腿？

　　苏轼说，王八不能踢腿，它就乱来啊，和你一样，折腾啊！

　　司马光听后，气得脸都绿了。

　　眼看宰相司马光要发作，苏轼说，你以前和韩琦争论，可以把唾沫溅到他脸上都没事，现在你做了宰相，难道就不允许我和你争论啊！

　　他这样一说，司马光不好发作。但是，不管苏轼说什么，司马光不听。

　　这让苏轼无可奈何，气得苏轼朝着司马光的背影直摇头：犟死了，你不是司马光，你简直就是司马牛！

　　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心为公，不阿权贵，只有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没有个人利益，不会因为司马光提拔自己就支持司马光废除全部新法。

　　总的来说，虽然苏轼饱经磨难一生坎坷，但他也名满天下且流芳百世。

　　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苏轼的耿直多言，往好处看，是仗义执言有君子之风，批评人一针见血机智幽默，是个幽默风趣的段子手；往坏处看，苏轼“以高才狎侮诸公卿”，批评这个批驳那个，甚至给人取外号，批评只求轰动效应，不尊重说话的对象、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苏轼的好逞口舌之快让其吃尽了苦头，这一点，人们无不为他感到遗憾。两个皇帝都能够了解苏轼，而苏轼终究不能被重用。仁宗看了苏轼兄弟的文章，认为自己为子孙得到了两位宰相之才。神宗尤其喜爱苏轼的文章，在宫中阅读，御膳送来竟忘了吃，称他为天下奇才。《宋史》的编撰者不无遗憾地写道：苏轼的天才是不可被掩盖的，这是天下最公平的事，做不做宰相那是命。唉！苏轼不能做宰相，又难道不是他的幸运吗？但是，“有人认为苏轼的说话做事如果能够谨慎一点，收敛一点，不要那么锋芒外露，虽然没有受到重用，至少不会惹祸。不过，苏轼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还算是苏轼吗！”“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据《宋史·列传九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