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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珍博士讲述衡阳城市书院的变迁轨迹:从私学到官学,从传统到现代
2016年05月31日 星期二 出版 返回首页 | 版面概览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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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历史上曾有14所书院
吴小珍博士讲述衡阳城市书院的变迁轨迹:从私学到官学,从传统到现代
吴小珍
  “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5月28日,南华大学吴小珍博士登上石鼓书院大讲坛,开启国学讲座第五十一讲,为听众细细讲述《衡阳城市书院之变迁》。 

  从私学到官学

  在简要分析衡州八景与衡阳书院的对应关系后,吴小珍博士以时间为轴,详细讲述了从隋唐时期到清代以降衡阳书院的性质变迁。

  “中国自古有私人讲学风气,及至隋唐,尤其唐代出现雕版印刷技术,书籍制作水平获得极大提高,为书院的出现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保证。”吴小珍博士认为,随着书籍大量流通民间社会,唐代出现书院成为历史必然;且书院最早产生于民间,故其性质最初为私学。据统计,唐代共有地方书院49所,其中湖南8所。石鼓书院名列其中,但此时称“李宽中秀才书院”。从书院名可以看出,它是一所私人书院。

  在吴小珍博士看来,宋代是衡阳书院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据统计,宋代(主要是南宋),衡州城除石鼓书院外,又先后新建3所书院:胡公书院,创建于南宋绍兴年间,设址于衡州城西湖畔;临蒸精舍,创建于南宋淳熙年间,设址于衡州城知州衙署内;濂溪书院,亦创建于南宋年间,设址于胡公书院之后。以上书院,或由地方官员个人出资创建,或由衡阳民众自发筹资所建。

  到了元代,衡阳新增1所书院,士人何东厓于元至正8年所建,设址于城南回雁峰下,故称城南书院。

  及至明代,中国书院发展成熟并进入繁荣期。衡州城新建4所书院:资政书院、龙雁书院、衡湘书院以及西湖书院。其中,资政书院,明成化、弘治年间,衡州知府何珣出资修建,设址知府衙署后堂以西;龙雁书院,明嘉靖年间,衡阳人士刘稳在回雁峰下修建之,且凿石为洞,整日安坐其中;衡湘书院,明嘉靖年间,衡州人筹资修建于城北石鼓山;西湖书院,地处西湖之畔,即周敦颐当年在衡读书之处。

  清代以后,衡阳书院再次获得大发展。据统计,衡阳一共重建、新修8所书院,其中新建6所,分别为白沙书院、东洲书院、临蒸书院、莲湖书院以及岳屏书院、船山书院;重建2所,即石鼓书院与西湖书院。

  吴小珍博士认为,乾隆年间是衡阳书院的发展鼎盛期,自乾隆朝以后,衡阳书院从私学转向官学。

  在她看来,从私学转向官学,对衡阳书院的发展影响甚大:

  其一,衡阳书院地位整体下降。清政府规定:全国18行省创建23所省会书院,这对其它非省会城市书院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尤其对曾与岳麓书院齐名的石鼓书院冲击甚大。其结果,后者不断被边缘化,以至降为一般性府级书院。

  其二,书院发展日益科举化。传统中国书院有三大事业:讲学、藏书和祭祀,其中最重要者讲学。但清代以后,在官学政策强制引导下,书院不再重视对学术的追求,书院讲学风气日益淡薄;科举化倾向严重,更多是向学生传授与科举有关的课业。

  其三,书院祭祀对象发生异化。入清以后,书院祭祀日益偏离与书院讲学相一致的原则,表现最突出者即增加对文昌神的崇祀。文昌神又称文曲星,被视为掌管士人功名利禄之神,带有明显功利意味。将其与朱熹、张栻、周敦颐等学者人物并祀,严重损害了石鼓书院良好的学术道统形象,同时亦影响到书院学子的未来人生观,极不利于书院的继续发展。

  衡阳书院与衡州八景

  吴小珍博士认为,明清时期是衡阳城市书院的发展高峰期。这一时期,衡阳行政地位较高——仅次于省会城市;不仅府、县同驻衡州城,至清代升级为道、府、县三级衙门同驻一城。道即衡永郴桂道,府指衡州府,至于县,初指衡阳县,至乾隆21年(1756年),清政府考虑该县地广民稠,遂根据湖南巡抚建议,将衡阳县析分为二,即衡阳、清泉两县,并规定两县县衙同设衡州城内。

  在吴小珍博士看来,衡阳城市书院主要指道、府以及衡阳、清泉两县各自所建之书院,而且从地理位置来看,大多建在衡州城内外各风景名胜地,共同构成衡阳城市的重要文化标志。

  她的理由是,衡州八景的具体坐落位置为:城东南东洲岛、城南回雁峰、城西南花药山、城西西湖和城北石鼓山。而历代衡阳兴建的14所书院中,有11所坐落在衡州八景内。其中,城东南的东洲岛2个,城南回雁峰1个,城西南花药山1个,城西西湖湖畔4个,城北石鼓山3个。

  吴小珍博士还认为,将书院建在山林水泽之间,是“天人合一”儒家哲学思想的直观反映,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对人的思想、性情之陶冶,注重人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和谐,以此来为自己创造适宜的读书环境。

  从传统走向现代

  在吴小珍博士看来,清末书院进行改制,原因来自于外患。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而屡败中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又惨败于日本。后者是亚洲国家,且曾师从中国,国人至此大梦惊醒,决定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近代西方教育体系,先后实行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作为变革的一部分,书院开始进入全面改制时期。

  光绪27年(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建立包括文武农工商矿等各种学校的学制体系,同时将书院改制学堂。同年农历八月初二,清政府下达书院改制上谕,规定“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至此,传统书院开始向现代化迈进。

  光绪28年,石鼓书院(隶属衡州府)改为中学堂,岳屏书院(隶属清泉县)改为高等小学堂;莲湖书院(隶属衡阳县)改为高等小学堂。光绪33年,西湖书院(衡阳、清泉两县共有)改为中学堂,称衡清中学。

  相比之下,船山书院改制时间最晚,直至1916年更名为存古学堂。吴小珍博士认为,究其原因有两点:主观方面,书院山长王闿运深受传统儒学浸染,思想较为保守;客观方面,书院改制过程中办学经费短缺、新学老师匮乏,尤其以后者为甚。

  民国11年(1922年)春,船山存古学堂正式改为船山国学院,著名学者、衡阳人曾熙任院长;民国14年(1925年)又改名为衡阳船山文科大学,设国文、哲学、英文、历史和地理5个系;民国16年(1927年),又改为船山中学,直至1949年衡阳解放。

  至此,衡阳城市书院完成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历程。

  ■文/本报记者 邓润青 图/本报记者 王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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