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恩不言谢，如山高，如海深的恩是言语和金钱不能谢的。我常想，小恩不能忘，人生社会毕竟小恩多，而正是这些小恩对于受恩之人又起了大作用。教师节前夕，想起三位小恩于我的教师，心中那种思念之情更浓于平时。老师，您的恩泽无以相报，谢恩只能流露笔端。

　　小学二年二期，我们被安置在一个叫

　　木庵的佛殿中念书，新来的老师姓许名克毅，中等个子，寒冷的正月逼使他戴上一顶有舌的棉絮帽子。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胡须，他的胡子比常人多，却没有马克思的胡子多，更没有那秀丽，也没有斯大林的胡子蓄得那么威武，更不像日本鬼子的人丹胡子那股狡诈的样子，他就是他，连胡子也是中国式的他。只是，他讲课时唾星飞溅到胡须上，让我感到有些不快。

　　一个多月后，这种不快就渺无踪迹。

　　父亲在这一年的暑假中去世，家徒四壁，开学啦，别人都背起书包去上学，母亲惟一的办法就是让我辍学。开学后第三天下午，许老师到我家劝学来了。我母亲与许老师同宗，就如实诉说家里实在无钱的困难，恳求许老师帮我保留名额，等下学期有钱才重读。许老师大概一时还没想出办法来，沉默了一会，突然问起我母亲家里还有不有公债。母亲回答，有两块（钱）公债，但没对上号。许老师嘴角露出了微笑，说，你把两块公债给我，这里还有利息，余下欠的钱明年再结算吧。

　　第二天，我又回到了教室。我后来才知道，许老师这一回劝学就是我人生的关键点，假若我失学了，那将终生与书无缘，对我个人来说，许老师的这一劝学无异于再造之恩。

　　小学六年级，万般无奈的母亲“梅开二度”，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儿。开学啦，母亲从新家来到旧家，左顾右盼，发现还有一株杉树，决定背杉树去泉湖出售，为我交学费。可事与愿违，杉树无人问津，母亲只能试着去学校拿杉树充学费。校长、总务直摇头，说道：“还没见过拿杉树作学费的，你去找一下班主任吧。”这一下可为难了我。

　　这时的班主任是一位大号叫廖治赋的老师，居住在泉湖本街。有一次，他布置了一道作文题《我和我的好朋友》，作为我们的家庭作业。我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好，“黔驴技穷”之余，我就写我好朋友是耗子，然后把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读到的一段话抄在作业本上，其话为：“昨天晚上，睡在床上，听见梁上，叮叮当当，点起灯盏一望，原来是两只老鼠正在对仗。”第二天，廖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道：“与老鼠是朋友，鼠目寸光，糟蹋人生！”然后轻视我一下，让我出去，就欠一个“滚”字。

　　我这样的学生，班主任能帮我吗？我麻着胆子忐忑不安找到廖老师。他了解情况后，想了一下，就为我到总务处领来课本，要我把杉树背到教室里，搁在墙边。几个月后，正好学校的厨房门要斟换，我的杉树派上了用场。我知道这是廖老师的一片苦心。

　　成为孤儿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可廖老师的简单举动却让我在转折点上能向光明的前途奔去。

　　在竞争激烈的年代，我终于被初中录取了，然而，那入学须知上写的交费数目上对于我这个孤儿来说就是天文数字，像宋朝宰相王安石变法失败赋诗的心情一样：“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寂寞和无奈围绕着我，但我又实在舍不得这“千年等一回”的珍贵机会。恳求母亲后，母亲与我的大姐商量，采取“伞把通陶拱，一节一节地来”的方法，务必让我读初中。新学期把我送进四中，我时时忧虑着我中学学业是否能完成，从开放型性格一下变得沉默寡言。那天早上，我们组当值打扫校前坪的卫生，我们刚打扫干净，一个路过的同学故意将纸条撕碎，一处一处地撒，和我开起玩笑来。别的同学走了，我只得又重新捡扫，此时正遇谢佑主任打从这里经过，他听到早餐铃声已拉过，别人纷纷跑向学校食堂，我还在打扫环境卫生，就表扬起我来，问清楚我是哪一班。

　　我知道这是歪打正着，被谢主任错爱了，谁知这一错爱，竟让我整个初中阶段靠助学金完成了我的学业。

　　谢主任是学校的总务主任，是学校三个党员之一，校领导级别，同时又兼任着会计，学校的助学金基本上他说了算。他破例找我谈过几次话，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他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对我表示极大的同情，鼓励我在人生路上自立自强。有一次是鼓励我创造条件加入团组织，一次是教我学毛主席语录。

　　特殊的是初中二年级，我们班主任是何老师，由于我的个性强，敢与老师顶嘴，在那时是绝无仅有的。何老师脸红脖子粗跑到谢主任那里，要求取消我的助学金。谢主任一贯和蔼可亲，他始终微笑着劝导何老师，直到何老师气消了，才说到正题上：你受委屈啦，我以后找这个学生谈谈，让他主动向你赔礼道歉，但他的助学金不能取消，取消，他将面临失学。

　　在文学的海洋中，我总是呛水，幸亏谢主任这和风细雨的小恩，才不致让我在文学的海洋中淹死，细想一下，一个在文字的黑洞中的人将多么可怕。

　　我现在也是一个退休教师，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我特别怀念为我能成退休教师、为我播撒恩露的老师。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