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生

　　黄山是我堂哥，我伯父的第四个崽。

　　我伯娘那年大年三十庚饭可能吃饱了点，捂着大肚子，坐岁也不坐了，就去睡觉。睡到半夜肚子痛，大年初一，黄山就生下来了。所以黄山每年过生基本废了，大年初一，家家团聚，哪个帮你来做生嘛？

　　黄山比我大一岁，发蒙时跟我一起，所以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同学。从小学到初中，我们一直一个班，我们的成绩一直都在学校遥遥领先，那时候说起读书，大家都晓得有个“二黄”。

　　黄山强于数学，我强于语文。我伯父、我爹他们有四兄弟，伯父生了黄山他们四兄弟，所以黄山有次跟他爹说，我们家有八兄弟，打架怕哪个？话冇说完，伯父啪地给了他一个大拐巴：“蠢得屙牛屎！”

　　四加四是等于八啊！黄山委屈得很。

　　初三时，黄山和我参加预选考试，然后考中专。

　　那时候考中专，都是学校的尖子生才有资格。先要预选，选上去，才能获得角逐中专的门票。考试之前就填志愿，分四类，大约是工商财、农林水、师范等几类。每一类分数线不一样，大约师范分数最低。因为不晓得能考个什么成绩，都打懵懂鼓，我填了工商财，大约是娄底一个什么供销学校。黄山填的株洲一个化工学校。那时候的愿望很简单，只要能考起，从此就跳出农门，呷国家粮。

　　那时候，黄山的三哥黄河读书也飞得起，就是外语不太行。本来他也是考中专，最后成绩没上，去了四中读高中。伯父家两个书包，可以想象经济压力多大。

　　考试成绩出来，黄山超过工商财一分，我少了两分。但是我们志愿各自只能填一个学校，所以尽管我超过师范类七八分，却走不了，只能灰溜溜地去读高中。

　　那一年的暑期，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日子，少年时代的第一个挫折来得那么猝不及防。特别是看到村里的人都去祝贺伯父伯母，伯母每天笑逐颜开帮黄山买皮箱、买白色的跑鞋，准备开学送黄山去株洲读书，我就很难过。黄河那时候读高一了，就来我家耍，劝我：“没多大事，继续读书就是。”是的，他也是中专的落榜生，感同身受。

　　我的分数尽管超过县里最好的高中一中分数线十七分，但我那时候填了六中，因为听说六中食堂的生活水平在所有高中里面是最好的，所以我吃货的本质那时候就有所显露。那时候，我们读初中，米要自己带去，餐票分两种，白餐票和红餐票。白餐票就是每餐只打一坨饭给你，红餐票就是还有菜。我是吃不起红餐票的，每天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酸萝卜，偶尔会炒点豆腐带学校去打牙祭。食堂的师傅仁慈的时候，会将洗锅水加几颗葱花，倒在一个盆子里，我们中午就还能有点汤淘饭呷。

　　但是，我也不知道，六中的伙食好其实也是一个江湖传说，那时候的高中食堂生活水准都是那个样子。每天不是白菜就是南瓜，食堂师傅煮好，还要用锅盖盖住，大约是怕冷却了。他不知道，这一盖，连蔬菜那点新鲜都给闷没了，吃起来就有一种怪味。吃饭的时候，很多人就打哇，干呕，但是没办法，必须得呷，怕饿肚子。

　　这个时候，黄山给我来信了，讲在株洲中专学校所见所闻，都是一派新鲜和美好，那么新奇。从我们那个闭塞的乡下初中，他突然来到都市，所有的世界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子。我拿着信，靠在教室外的柱子边慢慢地读，一边读，一边眼泪就流了下来。有同学经过，很好奇我怎么哭了，我只有擦擦眼睛，装作是进了沙子。

　　寒假里，我们都回家了。黄河和黄山在家享受两种完全不同的待遇。黄山靠在火炉边，与村里一些人玩牌，或者用录音机放音乐，声音开很大，摇头晃脑。他还留起了长发，深毛贼样，穿带毛领的黑皮衣，很城市的样子。黄河则被伯母吩咐要么去塘里担水，要么到禾坪上做藕煤。寒风呼啸，黄河冷得索索抖抖，捡煤的手冷得通红。我娘看不过，把他喊到我家烤火，帮他把煤一坨坨捡好。

　　黄河第一次参加高考，那时候还没有文理分科，大约也是分四类。他数理化飞得起，因为外语不行，差了几分，没考上。这一点我佩服伯父伯母，在屋里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依然让黄河去复读。但是，第二年，还是差几分，还是外语不行。伯母也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趁着库宗桥的下江婆来村里，去问了仙。钱纸烧过后，刚才还有说有笑、红头花色的仙娘婆浑身一颤，倒在地上，牙齿咬得铁紧，面色僵白，粗声大气地说：“你说你屋老三，每次考试，我们大人冇费力吗，考试时候我们都在他后面看，那些豆芽菜我们又看不懂。他考着还睡觉了，我还推了他的手。”

　　黄河不再复读，像那时候所有落榜生一样，不愿把后半生的命运交给土地、天天跟在牛屁股后面终极一生，于是选择了南下打工。伯父伯母再也没有劝阻。

　　然后我高三了。我语文一直学得好，但是数学不行，到高二的时候，我几乎放弃了学习数学。因为那时候文史哲不考数学，我就奔着读文史哲。但是，等我们高二快结束，要分四类决定高三读哪个班时，国家政策突然调整了，开始分文理两类，不管哪一种都要学数学。我欲哭无泪。

　　高三那一年，我几乎天天和数学在“谈恋爱”。它虐我千万遍，我还是要待它如初恋。我只有捡起数学书，从高一的基础知识学起。我旁边坐着的女同学姓汪，读书好下狠，课间十分钟上厕所都舍不得，但成绩不怎么好，数学却比我好。于是我每天抓住她问题目，数学成绩居然开始突飞猛进。我后来师专学的中文，她复读一年，也考进我们那所学校，满以为她会选择数学系，谁知道她竟学历史，差点跌掉我的眼镜。这已是后话。

　　高考的时候，第一堂考语文，我信心满怀。这是我的强项嘛。我那时候的作文还保持着被老师当范文读的优良传统，我还是学校文学社第一届社长。文学社成立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端坐主席台，下面几千学生黑压压地望着我，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居高临下让众人仰望，紧张、新鲜又自豪，膨胀得不要不要。但是，当高考语文卷发下来，我就慌了神。前面几道题，不是选拼音有错误的一组，就是成语有错别字的一个，我傻了眼。尽管我的作文水平不错，却一直没有做这种基本功的训练，老师帮我们复习的时候大约也讲过，我只是没有当回事，懒得复习这些繁琐枯燥的基本东西。

　　然后看作文题，什么？居然不是我们训练了三年的议论文，似乎是说一个学生在校园捡到一把钥匙交给了教导处，然后学校广播站要进行广播，要我们写一篇广播稿！这玩的套路根本不在我们的频道上啊，我完全傻逼了。

　　我第一堂语文考下来，如果那时候有相机把我拍下来，应该是面色苍白、两眼呆痴。我晓得语文考砸了，都没有信心接着考试了。特别是听说上午考语文时候，一个复读四届的学生因为夹带，被巡考老师发现，被取消考试资格，那个学生嚎啕大哭。我想起了黄河，难道我也会重复他的命运？

　　下午考什么不记得了，似乎是题目比较容易，我找到了感觉，做得很顺。第二天上午考数学，本来心里又紧张起来，但是试卷发下来，扫描一下，发现居然大部分自己会做，开始收拾回了信心。

　　等待成绩的那段时间非常煎熬。我白天跟随爹娘“双抢”，用繁重忙碌的劳动驱赶自己的焦虑，晚上一个人疲惫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黄河在广东打工，在一个标牌厂做事，因为人聪明，又呷得苦，所以老板很器重。他人也合适，身边有朋友帮助，所以越做越好。后来老板让他做外贸的单子，黄河苦学英语，居然可以直接和老外谈生意了。黄山也中专毕业了，分配到我们市里的钢管厂开始上班，正式呷国家粮了。我那时候也一颗红心两手打算，考上，当然欢喜，没有考上，就去投奔黄河。我的心思没有跟爹娘说，他们看我每天不说一句话，怕我思想负担重，担心我最后像鸭湾河对面的张某一样，没考上大学最后癫了。他们更加不敢跟我重声说一句话，只能跟我以前的小学班主任说说，寻求帮助。这些也是很多年后我的这位老师跟我说的。

　　高考成绩出来，祖宗保佑，我上了大专线！成绩单要去六中拿。我爹骑着单车，送我去县城搭车去六中。我坐在单车后，感觉空气中的阳光都是甜的，平时看起来那么烦闷的禾苗也是绿油油的可爱。风从我的耳边呼啸而过，我们在田间穿过，从武水桥上横过，从西渡老街的树荫下驶过，世界开始也为我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子。

　　感谢师院，我尽管高考语文150分的题目只考了70多分，但是还是按照我的志愿让我进了中文系。

　　黄河在厂里成了顶梁柱。后来，他与身边几个同事集体辞职，合伙开起了一个标牌厂。因为有现成的客户关系在，所以生意一下子就上了路，越做越大。 

　　黄山进了钢管厂，每天上班进车间，下班睡集体宿舍，生活平平淡淡。最主要的是，工资也不高，后来慢慢地，工资也开始拖欠，发不出了。厂里的一些年轻人开始停薪留职，往广东等地方跑了。

　　几年后，我毕业了，分到了一个高中教书。黄山还是下定决心停薪留职，去了黄河的厂子，兄弟开始并肩打拼。后来他们都在广东找了老婆，生了崽，然后把我伯父伯母也接了去。伯父以前是乡村厨师，就在厂里的食堂煮饭，黄河每个月给他发3000块钱工资。伯母天天打牌，黄河就每个月给她2000块钱，她就耍得像神仙。

　　晓得会将崽的款，当年就对崽好点咯！我娘听说这事后，轻轻地说。她大约是想起了那年的寒冬，一个少年在寒风中抖抖索索捡藕煤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