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贵

　　唐贞观初年，朝廷大兴察举选才之风。其间，发现有人在官阶与资历上造假。唐太宗诏令他们自首，否则将以死定罪。

　　不久，有一造假者事发，大理寺卿戴胄将此案上报朝廷，依法判处此人流放。太宗生气地说，我曾有言在先，不自首者处死，现在你却只判流刑，这不是向天下宣示我言而无信吗？

　　戴胄回应说，陛下当时就把他给杀了，臣也来不及阻拦，既然把他交给了司法部门，臣就要按律令办事，不敢让律令的威严受到损害。

　　太宗说，你难道自顾守法，却不惜让我失信吗？

　　戴胄解释说，法令是国家公诸天下的最大信用，言语不过是当时情绪的发泄罢了。陛下在气头上放狠话说处死不自首者，事后亦知不可，而置诸以法，就是忍小忿而存大信，我私下里为陛下珍惜。

　　太宗说，我用法失之偏颇，你能纠正过来，我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戴胄与太宗的这番对话，不仅诠释了人言之信与法令之信、王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关系，而且揭示了自发理性与律法理性的关系。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比较先进的理念。

　　简单地说，自发理性也叫自然理性，容易受情感理性所左右；律法理性也叫人工理性，是后天经过专业训练的思维方式。平民判断好人与坏人，靠的是自发理性；法官裁定罪与非罪，靠的是律法理性。

　　太宗敕令极刑，可以说是自发理性，戴胄量刑有度，则属于律法理性。何以见得？

　　因为唐太宗是因循人之常情来办事的，而戴胄是根据法之铁律来办案的。尽管如此，这还只是金口玉牙与金科玉律的关系问题，不是自发理性与律法理性的原始注脚，为了进一步理解自发理性与律法理性，不妨再来看一个外来的案例。

　　1608年11月10日，应坎特伯雷大主教奏请，詹姆斯一世召见了英格兰的法官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星期日上午会议”。

　　会议的起因是，教会法院与王座法院在案件的审理程序上发生了冲突，他们想借助国王的权威来对抗王座法院。会议的主题，围绕司法权与王权的关系展开，核心是王权至上还是法律至上，实质是司法独立问题。

　　坎特伯雷大主教认为，法官不过是国王的代理人，国王把本由自己决断的案件授权给法官审理，必要时可收回部分案件的审判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亲自判决。坎特伯雷说出了国王的心里话，詹姆斯一世当然赞同。他认为，既然法律基于理性，而他与法官一样是具有理性的人，那么由他进行司法审判不也是正常的吗？

　　柯克大法官回应说，诚然，上帝赋予了陛下高超的天赋和卓越的才能，但您对英格兰的法律并没有研究。涉及到臣民生命、财产、继承权等方面的诉讼，并非按照自然理性和世俗惯例来决断，而是按照人工理性和法律程序来审理的。法律是一门专业，需经长期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尚未达到专业水准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

　　詹姆斯一世坚持说，作为国王，整个国家都在自己统治之下，区区一桩案子却无权过问，这是什么道理？

　　柯克回答说，根据英格兰法律，国王无权审理任何案件，所有案件无论民事或刑事，皆应依照法律，交由法院审理。詹姆斯一世对于这种“王在法下”的说法极为恼怒，认为柯克公然挑战国王权威，是大逆不道的犯上行为。

　　面对国王的威胁，柯克引用英国著名的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的名言说：“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

　　1610年，柯克再度在王室会议宣布国王不能变更普通法的任何部分，也不能宣告以前的无罪为有罪。詹姆斯一世为了收买他，曾任命他为王座法院的首席法官，并任命他为枢密院顾问。但他在王座法院任内，仍继续维护普通法对一切人的最高权力，只有议会除外。

　　1615年，柯克受到过一些挫折和怀疑，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屈服于国王发出的指令，勇敢地依法履职。

　　1616年，在弗朗西斯·培根策划下，英国枢密院对柯克提出控诉，柯克遂于当年11月被解职。詹姆斯一世曾经认为，扳倒了柯克，就扫清了王权至上的障碍，可是他错了。

　　法律至上的信念已扎根于整个法官群体，坚守法官只服从法律的已不再是柯克一个人，不论国王采取何种措施试图将司法权夺回自己手中，都宣告失败了。每一个走上法庭的法官，都毫不动摇地践履自己的誓言，毫不动摇地维护法律的权威！

　　据法律史学者介绍，柯克当年所在的王座法院，其前身为“国王面前”的法院，在英国法院系统中享有最高的法律地位，随着司法中央集权化以及司法职能专门化的不断增强，王座法院的司法独立性不断提高，成为英国普通法法院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场君臣冲突，被称为法律专业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自发理性与律法理性在这场辩论中得到了最好的阐释：法官以外的普通人当然也有理性，但这种理性只是一种正义感，来自对错与非错的判断，而不是罪与非罪的界定；要裁定罪与非罪，既要通过法律程序，又要依据法律条文。在法律面前，程序正义高于情感正义。

　　从戴胄廷诤到柯克讼辩，相距900多年，他们都不畏强权，竭诚职守，为维护法律的权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