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契(1569—1630年)，字禖生，号景元，明朝湖广衡阳县人。少时聪颖，7岁能文。父亲曾给他出上联：“嫩竹绿荫映地。”他随口即答：“新荷赤箭摩天。”他25岁中举人，32岁中进士，选庶吉士，补福建道监察御史。他不畏皇权，屡屡上言，直言敢谏的声音震醒了很多人。

　　他创作的《咏南岳诗》：“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来第一峰。云破月生湘浦棹，鹭归雪点寺门松。峰前共羡人骑鹤，斗下谁看化剑龙。愁绝梅花千万树，相思共听隔江钟。”其中的“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来第一峰。”刻在回雁峰崖壁上，已经成为南岳首峰乃至南岳七十二峰的靓丽名片。写出这般锦绣诗句的人是谁呢？

　　心底无私  犯颜直谏

　　陈宗契的父亲陈廷策，学承程朱理学，律己甚严，以端朴闻名于诸生。陈宗契初任御史，担弹劾与建言之责，父亲写信告诫他说：“天下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希望你不要轻易说事，一味空谈。”

　　担任监察御史的陈宗契，不怕得罪权贵，将国家利益置于自身安危之上，毅然以弹劾不法官吏及政治弊端为己任。礼部侍郎李廷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深得明神宗信任。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夏，朝议推举阁臣，李廷机在被选之列，陈宗契随即上书表示反对。

　　陕西税监梁永在朝廷已停征矿税的情况下，拒不执行，并把反对他的咸阳知县宋时隆投入监狱，还指使爪牙阴谋毒害检举他的御史余懋衡。事发后，梁永受到弹劾，但明神宗置之不理。陈宗契上书争谏：“一人而能遥制四海，是因为大权在握；四海而不敢不听制于一人，是因为有国法。有法不行则无法，而权也就虚了。梁永荼毒秦民这么久，诸臣参劾他已经多次。汉文帝终不以母后故废法，陛下独姑息一奴仆，其何以训天下、垂后世？无法之国，国非其国矣！”神宗这才不得已撤了梁永的职。陈宗契冒死直言，朝臣无不震惊和敬佩。

　　明神宗执政后期，荒于政事，长期不上朝，朝廷百官都为此忧心，可没人敢站出来上谏。陈宗契觉得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应该勇于履行职责，于是毅然决然上奏折劝说明神宗：纵观历朝历代，臣从未见过皇帝不亲自过问政事而百官能自觉工作的。皇上正值壮年，为什么要采用老年人的做法呢？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明神宗以过生日的名义，广纳贡礼，大肆敛财。而很多地方官员听闻此事，投其所好，也纷纷在地方上搜罗奇珍异宝送给皇帝。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官员借机勒索百姓，中饱私囊。

　　当时陈宗契以御史身份巡视漕运，路经六省，千里所见，十室九空，关卡税收猛过虎狼。他十分同情老百姓的悲惨遭遇，于是奋笔上书：“现在地方官吏竞相搜刮百姓，借您生日献礼邀宠，哪一件呈上来的贡品不是民脂民膏？可是您不但不怪罪，还把蟒袍玉带奖给了这批虐民的罪人，这是以罪为功呀……”

　　铁骨铮铮  不媚奸权

　　陈宗契奉命巡按浙江时，因父亲病危告假回家。他赶到家里的那一天，父亲就去世了。父丧期满后，朝廷派令他督学北直隶，他因侍奉老母而不受命，在家隐居13年。

　　明熹宗即位，启用陈宗契为通政司参议。天启四年（1624年），拜北通政司左通政，天启六年（1626年）升任太常寺正卿。当时明熹宗年幼无能，太监魏忠贤受宠专权，排除异己，专断国政，被称为“九千九百岁”，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陈宗契目睹时政腐败，时势艰危，多次上书指陈利弊，意图振兴。

　　一次，魏忠贤代熹宗主持南郊大祭。历代皇帝对于祭祀活动十分重视。明嘉靖九年（1530年），将原来天地合一的祭祀改为天地分祭。遵照古制，建天坛于南郊，冬至日至此处祭天；建地坛于北郊，夏至日至此处拜地。南郊大祭作为天子祭拜上天，向天祈福的重要祭典，魏忠贤竟以主持身份出席，足见其权势滔天！

　　当时，陈宗契在朝中执掌礼乐。因为他素来清正敢言，满朝皆知，魏忠贤想拉拢他，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亲切交谈。陈宗契知其用意不良，只冷眼相对，始终不发一言。在当时的情势下，对于魏忠贤的当众示好，敢于不给面子的，也就只有铁骨铮铮的陈宗契了。因见朝政已乱，他不愿为虎作伥，遂以母八旬疾危为由，一连三次上书，辞官回家，从此隐居不出。

　　急公好义  爱民如子

　　陈宗契不管是为官在朝，还是辞职居家，都心系故乡，关心民生疾苦，为衡州民生事业献计出力。

　　衡州府城被湘江一分为二，“澎湃漶漫，非所以维血脉，束筋骨”“东南人赴郡如壑”。以舟渡河，经常发生倾覆死人事件。在江上修桥十分必要，但难度高，工程量大。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知府胡安曾主持修造浮桥，但不久就坏掉了，以后便无人过问此事。刚好新来的衡州知府刘春，与陈宗契同在朝廷为官，两人感情要好，陈宗契就借陪同刘春祭祀炎帝的机会，提出在湘江上修建浮桥的建议。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冬，浮桥正式动工，次年四月告竣。规模十分壮观：桥长一百二十丈，浮舟七十余，上面覆盖坚固的夹板，中间以粗大的铁链牵连，两旁护以栏杆。两端垒石为台，上设木牌坊，东岸题“湘东宝筏”，西岸题“湖右慈航”。浮桥开通之日，数万民众载歌载舞，欢呼雀跃，共庆湘江两岸天堑变通途。陈宗契欣然撰《潇湘浮桥记》记此盛事。

　　明代衡州是皇室的封藩之地。受封于万历末年的桂王（指朱常瀛），于天启七年（1627年）来到衡州府就藩。明代的藩王，地位是极高的。其政治地位在皇帝之下，却远高于中央各部，更不用说地方了。经济待遇也高得惊人，是一品大臣的50倍。后来虽然对藩王的权力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但其宗室仍然是不农不仕、啖民膏脂的特殊寄生阶层。桂王府前后两修，历时十多年，耗资“数十万计”。湘江上的几千个鱼箱，每个都要征收一两银子，作桂王府的用度。

　　桂王封食于衡阳，朝廷确定征田2500顷为其采地。原雍王遗田只有1980顷，尚少520顷。按照湖广布政司牒文的要求，还要征田320顷。官府公告一出，衡州老百姓感到剔骨剥肤之痛。陈宗契得知此事，心急如焚，立即上书桂王，痛陈民生疾苦，请求转给湖广布政使、按察使，停止增征田地，以安抚百姓，防止激起民变。桂王见状，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免除增加征田之事。衡阳的老百姓因此都很感激他。

　　永州祁阳的排山驿，原来由衡州负担三分之一的经费。后来祁阳县提请撤销排山驿，除非衡阳县能承担一半的费用。陈宗契上书永州守宪，申述反对的理由：成化年间，衡阳以银千两协助襄阳吕偃、光山；嘉靖年间，以四百两协助湘潭黄茅铺驿，又以三百两协助安仁驿站。区区衡阳县，负担驿站经费达四五千两，实在是不堪重负。如果要均分排山驿的费用，就必须取消吕偃、光山、黄茅、安仁等地驿铺的摊派。见陈宗契说得在理，永州守宪向上汇报，取消了增加衡阳县负担的决定。

　　崇祯三年（1630年），朝廷下诏起用陈宗契为兵部右侍郎，但在诏命到达前三天，他已因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