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元

　　“南岳唱酬”之游：

　　“朱张会讲”中的插曲

　　南岳衡山，五岳之一，山峦重叠，流水潺潺，风光旖旎，是中国著名的道教、佛教圣地，文人学者向往之所。由于南宋偏居一隅，五岳中只有南岳位于南宋政府管辖之内，其衡山的“国家祭祀”更凸显了它的地位和声望。因此，僧人络绎，参学传道；文人接踵，观山题诗。

　　有学者作过统计，在历朝历代吟咏南岳的诗歌中，以宋代文人为最。在这绵延的诗人队伍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非一人独游而三人结伴，非走马观花而遍观景致，兴高而联句唱和，寓意而托“心性之学”，历时七天而忘归，相互切磋而心有灵犀。这就是南宋著名的“朱张会讲”中的插曲——“南岳唱酬”之游。

　　故事发生在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 。朱熹在两次面见张栻后，深感南轩（学者称张栻为南轩先生）个人境界和学问之高，“非吾辈所及”，决心拜访当时湖湘学派的代表、岳麓书院的主教张栻。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带弟子林用中长途跋涉月余，于九月初八抵达潭州（长沙），实现了朱张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晤面、交流，时间长达两个半月。期间，朱熹受到了张栻的热情接待，双方讨论了理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史称“朱张会讲”。

　　在朱熹即将结束潭州之行时，朱熹与林用中于11月6日启程往游南岳衡山，张栻作为主人陪同前往。三人踏雪赏景、辩论学问，“凡七日，经行上下数百里。冒雪唱酬，得诗一百四十九首”，后结集为《南岳唱酬集》。如果说，潭州的“朱张会讲”给岳麓书院留下了可贵的学术探索精神的话，那么，期间的“南岳唱酬”之游，则在高山流水间，给我们留下了美丽的诗篇。至今，他们吟诗唱和之声还留在衡山云雾中，他们跋涉的足迹还印影在旅游者的脑海里。笔者按《南岳唱酬集》中张栻写的原序，整理出他们登山游历的路线大致如下：

　　马迹桥(今衡山西部马迹镇)登山→方广寺→莲华峰→高台寺→望石廪→西岭→天柱峰→福严寺→南台寺→马祖庵→大明寺→上封寺→祝融峰→穷林阁→仙人桥→上绝顶→过南岭（下山）→邺侯书堂（林深路绝未果）→行至岳市（今南岳镇）→再至劲节堂(今祝圣寺)。

　　历史不会忘记朱张的“南岳唱酬”之游，犹如不会忘记潭州的“朱张会讲”一样。后来，朱熹弟子钟震为了纪念朱张的“南岳唱酬”之游，将马迹桥命名为朱张桥，沿用至今。嘉靖十八年（1539年），33岁的进士尹台，奉朝廷之命，来湖广各地册封藩王。公事完毕，作南岳衡山之游，夜宿方广寺，“慨想晦庵、南轩二先生高风，低徊留之不欲去”，即捐资衡山知县章宣，修建“二贤祠”。20年后，已升任礼部尚书的尹台，受衡山乡民之托，作《南岳二贤祠记》。此后，高人雅士赞颂朱张“南岳之会”的诗文不绝如缕，为南岳厚重的历史文化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时至今日，有人建议开辟朱张旅游线路，在莲花峰下、二贤祠旁修建朱张诗廊，镌刻“南岳唱酬”诗文于其上，于每年11月进行纪念朱张“南岳唱酬”之游的活动，以延续一代宗师之文脉。

　　石鼓讲学传道：

　　名列“七贤”之一

　　中国古代书院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起于唐，盛于宋，续于元，普及于明而止于清，延续了千年之久。一般认为，书院制度由学术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和学田六大部分组成，以讲学为主业，学田为其经济支撑。

　　石鼓书院乃衡州的邑人李宽（又名李宽中）所建，时间约在唐元和年间（806—820年）。李宽因爱石鼓山川之胜，寻真观构屋读书，以为习业之所。清人罗庆芗、彭玉麟云：“改道院为学舍，其后因之立学，祠先圣及招诸生，弦诵其中，本自宽也。”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亦有同样的说法。建于石鼓山上的石鼓书院，绿荫掩映，三江（耒水、蒸水、湘江）汇流，地理形胜。蜀汉丞相诸葛亮、唐代文学家韩昌黎在此留下过足迹与诗作。景祐二年（1035 年），宋仁宗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五顷，遂使石鼓书院声名鹊起，成为中国当时四大书院之一。至南宋时期，理学勃兴，朱熹、张栻等高士贤人在此讲学，书香衡州，声誉远播，为石鼓书院的鼎盛时期。

　　朱熹在石鼓书院讲学，似成学界共识，但尚有存疑。而张栻执教杏坛，情连理顺，史有记载。张栻早年曾在衡山文定书院拜师研读，而文定书院与石鼓书院都以理学为圭臬（比喻准则、法度），同根同源，文脉相亲。张栻来石鼓书院讲学不仅可以阐释其胸中之学识，还可以提携后人。绍兴三十一年春（1161年），张栻29岁，跟随其父来长沙；乾道元年(1165年)，时年33岁，应湖南安抚使刘珙之邀，主持岳麓书院教事，先后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执教8年有余。此时，正是石鼓书院鼎盛时期，张栻来此讲学亦是顺理成章之事。

　　据《嘉靖衡州府志》和现代学者的研究，乾道四年（1168年），湖南路提举常平使范成象“以图志搜访旧志”，得诸葛武侯祠“废宇于榛莾中”，乃率僚属提点刑狱郑思恭、知州赵公迈，“徙于高明而一新之”，并请张栻作《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并手书砌碑。另据衡阳地方史专家郭建衡考证，建安二十年（215年）武侯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长沙、桂阳三郡军赋，后人在石鼓山南面建“武侯庙”以志纪念，后该庙被迁移至石鼓山上李忠节祠旁，改名“武侯祠”，祠内有张南轩书《武侯祠记》（楷体书写），此碑在衡阳保卫战中流失。

　　由于张栻对石鼓书院的贡献和影响力，在南宋时期，书院在讲堂后建二先生祠，“祀韩昌黎、张南轩二夫子”。张栻入祀石鼓正式开启了书院祭祀与讲学相互借重的格局。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郡守何珣认为“朱子与敬夫讲道衡湘”“乃入朱子于韩张祠内”，该祠时称为“三贤祠”。继后，随着石鼓书院的的重修与改制，又将周敦颐、黄干、李宽和李士真（后二者为乡贤，有创设书院之功）列入祭祀对象，成为了后来人们所称颂的“石鼓七贤”。滔滔湘江，见证了石鼓书院的几度兴废，但张栻一直享有祭祀之誉，自宋延续至清，足见人们对他的喜爱与崇敬。

　　值得一提的是，石鼓书院影响力至清初才开始衰微。此前，与岳麓书院成北南犄角之势，齐名于中国书院之列。清初，岳麓书院被定为省会书院，凭借其新的地位，声望鹊起，迅速领先于石鼓书院， 而石鼓书院囿于府级书院身份和行政地理因素的局限，其传统学术教育优势不断被消解；至清代晚期，与石鼓同城的船山书院又以道级书院身份后来居上，进一步削弱了石鼓书院作为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