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诰（1545年—？），字汝钦，江西新建县（今江西省南昌市）人，出生于新建有名的诗书世家，六兄弟俱有文名，又以邓以诰和他的五弟邓以赞为最。
邓以诰生而颖异，从小就聪慧好学，励志读书做学问，常常与弟弟邓以赞一起研究阳明心学，相互切磋探讨，两个人的进步都很大。其五弟邓以赞于隆庆五年（1571年）考中了探花，名噪一时。可惜邓以诰科考的运气并不如自己的五弟，虽然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邓以诰考中举人，从此走上仕途，但后来却无缘进士。他先是做了福建建阳县教谕，万历十九年（1591年）升任广东博罗县知县，之后历任吏部主事、户部主事等职，官终衡州知府。
A.谨守法度能治乱
邓以诰在担任广东博罗（今广东省博罗县）知县时，就展现了颇为出众的治理能力。博罗县因为地处南陲，天气燥热潮湿，当时有许多百姓患上了癞病（即麻风病），癞病能通过肢体接触相互传染，因此人们对得病者非常恐惧，得了癞病的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法正常生存，备受排挤和歧视。于是一些患了癞病的人便聚集在一起，仗着无人敢靠近，“辄乘病攫夺”，为害乡间。在七里驿有一处极为险峻的山中，就汇聚了300多患癞病者，他们“群聚其间，男子担负至者辄抢，女子至辄执而淫之”。邓以诰知道后，极为震怒，发布告示宣示全县，如有遇到癞者公然犯法违禁者，格杀勿论。“癞见所悬示，犹不为意”，仍然聚众行凶滋事。邓以诰想了一条妙计，假装招募勇壮，对外宣称某日将把这些聚众为盗的癞者“驱缚三百人尽沉之江”，消息传出，这些本就欺软怕硬的癞者“一夕遁去”，不复为乱。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邓以诰调任衡州府知府。上任之初，就出了大事。当时郴州发生大规模饥荒，数万名饥民聚集在山中造反为乱，情势十分危急。当时衡州府的官员大多建议发动大军进山剿灭乱民。邓以诰多年来养成了“夙夜自考”的习惯，他认为饥民聚集造反只是由于饥荒造成的生存压力，他们出于求生本能，才聚集起来造反，希望借此引起官方重视，获得粮食，并非真心叛乱，应当尽快发布公告宣布招安，然后尽快想办法筹集粮食赈济灾民。发布招安的公告后，聚集的饥民果然很快解散，一场危机就此得到化解。
不久后，常宁又发生了大饥荒，一些不法分子引诱数万饥民，聚集造反。商议对策的官员们一致认为既然有了上次平乱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发一个公告，然后徐图赈济，定能尽快平息此事。经过分析后，邓以诰认为：饥民之所以敢于再次为乱，肯定认为官方又会招安他们，如此一来，形成乱民要挟朝廷的形势极为不好。以后百姓都拿造反来要挟朝廷，不仅朝廷的权威会因此丧失，整个社会也会动荡不安，因此必须果决处理这次的危机。于是派出指挥使姚应祯、刘光先、范邦垣等率领精锐士兵，出其不意地到常宁斩杀了为首的30余人，剩下的乱民悉数解散。然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境内得以安宁。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借灾荒的机会聚众造反。
B.秉公执法善治刑
因政绩突出，邓以诰被调到朝廷升任刑部主事。
刑部主管全国刑罚，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之一。彼时，王阳明曾任刑部主事。在盛行阳明心学的晚明，许多士大夫都以王阳明为学习榜样。邓以诰在升任刑部主事后，对人说：“这里是王文成（王阳明谥号文成）当年任职的官署，如今我到了同一个职位上，更要时刻警惕，‘夙夜自考’。”
此时朝中波谲云诡，万历皇帝因宠爱郑贵妃而爱其所生子朱常洵，不喜欢宫女生的长子朱常洛，欲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按照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大臣们普遍希望立长子常洛为太子，这样有利于朝局稳定。皇帝与公卿大臣们就此不断争辩，掀起了持续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万历皇帝终于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但郑贵妃及其支持者仍不死心，希望能有转圜余地，整个京城仍然暗潮涌动。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有人写了名为《续忧危竑议》的匿名揭帖到处散布，称皇帝被迫立常洛为太子，郑贵妃计划谋害太子以立己子，太子之位堪忧。皇帝见有人非要致自己宠爱的郑贵妃于死地，于是大怒，并派人严查之后却未能找到始作俑者。身为浙党领袖的内阁首辅沈一贯乘机诬害东林党人郭正域、沈鲤等人，此即震惊全国的第二次“妖书案”。刑部尚书萧大亨对于如何定案犹疑不定。邓以诰认为没有证据就平白无故因党争而诬害大臣，有害朝廷法度。于是密言于萧尚书曰：“关押这些大臣并无证据，欲以莫须有杀天下士，非法之平也。”言甚迫切，萧尚书很受触动。后来太子也暗中保全被关押的几名大臣，最终没有归罪于他们。
在治理刑狱方面，邓以诰也很有作为，尽可能地做到秉公执法。衡阳本地的欧揖之、欧相之兄弟通过贿赂捐得官职，却因为“僧多粥少”，没有疏通打点到通判（协助知府、知州管理行政的官员）。通判大怒，欧氏兄弟因此被诬陷为有罪，要发配到云南、福建等偏远地带。邓以诰知道内情后，代欧氏兄弟向主管司法的上级官员辩白冤情。上面虽然知道欧氏兄弟下狱的真正原因，但不想得罪通判，同时又顾忌到欧家富实，如果秉公执法把他们放回去，害怕别人说他偏袒有钱人家。邓以诰当庭即严词厉色道：“我们就法论法，只从法律上来说应不应该释放他们？不能因为畏惧人言而枉法呀！”最终公正执法，欧氏兄弟无罪释放。
C.施行改革除积弊
邓以诰做官崇尚公正，对待百姓不论出身、职业，都尽可能地一视同仁，反对刻薄、严苛的为政理念。
邓以诰在衡州改革驿传制度，使百姓不致因此过于困顿、辛劳。驿传又称邮驿、驿递，一般包括驿站（馆舍）、急递铺、递运所三个部分，是国家交通往来、信息传递的主要设施，其职责的重头是所谓的“传递使客”，即迎送招待过往的官员，为其提供食宿、车船、轿马。
驿传制度有助于官方统治，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地区交流和商业往来。然而，支撑这个庞大交通体系的人力物力均出自各地百姓，驿传所需的马、驴、车、粮等都由当地百姓按户等交纳，所需驿吏、民夫也由百姓轮流充任，其费用之巨、盘剥之苦历来都是一大祸害。朝廷虽不断立法定制、剔弊更张，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随着官僚体系的逐渐膨胀，驿站需要迎来送往的官员越来越多，嘉靖年（1522—1566年）以后，“夫马仆从动以百数，所供轿或一二十乘，扛或八九十抬，多者用夫二三百名，少者用马四五十匹。民既财竭，民力亦疲。”
衡州府位于湘中交通要冲，来往官员、行旅较之他处更多，衡州府的驿传负担亦极重。邓以诰命令各驿站的驿丞在接待过往官员时，必须要严审其所带驿票，不合法令者一律不予接待；驿站所需之物的征调进行改革，富户承担较重的支出，贫穷人家少承担或不承担物资支出，定期到驿站出工即可；驿站按照朝廷制度接待，不办酒宴，不送礼金礼物。以上几项改革的施行，对过客如云、蹄织舟梭、供应浩繁的衡州各驿确实是一大解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驿传的负担。
邓以诰还精于理财。他妥善整顿运输船只和人员，适度裁并、缩减运输规模，提升运输效率，打击境内各种借运粮生财的不法分子，在正常完成朝廷所需的同时，为漕运节省运费数万缗。同时严令各县，在征收赋税时，除国家规定的正税外，一切苛捐杂税即行免除，违者严惩。
D.为官清正政声佳
邓以诰居官廉洁，生活十分简朴，把自己大部分俸禄拿来救济有需要的人，从不把金钱放在心上。他曾经说：“我平日里就靠一双鞋子带我四处走走、一把扇子的清风愉悦我心情，那些珍馐美食、华丽服饰在我看来如杂草一般。”实际上，他经常“居无一厘，囊无余金”，有时甚至衣食无法自给。
在衡任知府三年后，因官声清正、政绩极佳，负责考核的官员表奏他最当升迁，可朝廷一直没有答复。后来，邓以诰申请告老还乡。他在离开衡州府时，衡州百姓依依不舍，士绅、百姓早早挡住道路，抓住车辕，想要挽留他，有些人忍不住哭号，府志里形容当时百姓的哭声“呱呱沸北郭”。
邓以诰的马车被挽留他的百姓阻塞而不得出发，看到此情此景，他心里也十分伤感，久久不忍离去，过了许久才与百姓分别。他离开衡州后，为了表达思念之情，衡州士民为他立了一座“去思碑”，同时由时任监察御史的衡阳人陈宗契作碑记。邓以诰的清名永远在衡阳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