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正读小学二年级，回家时总爱东瞧瞧，西望望。一次在路边发现一个用报纸做的包装袋，我以为是谁掉了一包吃的，立即把它捡起来，里面却是空的，我拆开包装，这张被裁剪过的报纸右边有一个竖排板的标题：《人民公社成立后，谭（子）山要变小衡阳》，我识字不多，尚不能通读文章，不过看这标题就让我高兴得不行。

　　一直听别人说衡阳市很大很大。自己做梦都想去看看，谭子山变成小衡阳，既然也是衡阳，我去看看谭子山这“小衡阳”也是一样的，因为谭子山离我家较近，仅五六公里的路程。

　　回到家，父亲拿着报纸告诉我，被裁去了报头的报纸是《衡阳日报》。听了父亲的话，心里更加热爱这张报纸，因为这是家乡的报纸，登载是家乡的事，读来更觉亲切有趣，于是我把报纸展开，用手抹掉皱纹，又把它熨平，折叠好，珍藏起来。

　　然而我又忍不住，不时地将报纸拿出来阅读，刚开始大部分文字不认识，没多久，我大致能读通报上的文章，了解到衡阳地委在哪里召开会议，有哪些领导参加会议……

　　后来别人告诉我，在报社写文章的人叫记者，不是报社的人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叫通讯员，从此我对记者有着崇高的敬佩，更加萌生了当记者的理想。

　　有位周老师，青少年时就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常常挑灯夜战，经常在《衡阳日报》发表诗作，久炼成钢，终于成了一位省内驰名的文艺工作者。

　　这位周老师成了我的偶像，初中阶段，我经常独自留在教室里不停地写稿，第二天花上八分钱邮票，把稿件寄往衡阳日报社，虽然“泥牛入海”，但我不气馁，不放弃，仍然一鼓作气地写，编辑老师有时亦热情鼓励和指教，这些指教成了我前进的动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源泉。毕业后我走向社会，大家都知道我往报社投稿，取笑我为“土记者”“赤脚记者”，我虽知其讥讽之意，但“记者”二字听起来仍令我乐滋滋，投稿的念头也从来没有打消过，每写一篇文章，都觉得曙光已升起在地平线上。被退稿时，我总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把《衡阳日报》当作自己的老师，阅读每一份报纸，精读每一篇文章，再从自己的文章找差距。

　　经过艰难的“爬格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终于在《衡阳日报》副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许老汉打擂》，实现了“零”的突破，终于得到《衡阳日报》这位“老朋友”的垂青。

　　我深知自己还没有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仍需努力。几十年来，《衡阳日报》副刊我都收藏着，经常阅读那些美不胜收的文章，就是到了桑榆之年，仍诚心不减，恒心不改，人虽老去，可觉得报纸上的文章没有老去，像一位老师指点我，开导我，激励我“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