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娟

　　心脏，自古便是生命与情感的双重隐喻。《黄帝内经》言：“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西方医学亦将心脏视为勇气与爱恋的源泉。当现代心胸外科以前所未有的精度修补着瓣膜、冠脉与间隔时，一个深层问题随之浮现：手术刀修复了“泵”，可谁来关照那颗承载恐惧与希望的心灵？“双心同治”——心脏器官与心理世界同调共治，正是回应这一命题的整合框架。

　　一、单纯技术治疗难以满足心胸外科患者的完整康复需求

　　具身认知理论指出，身体并非意识的“容器”，而是意义生成的参与者。心脏作为唯一始终跳动且与主观感受时刻相伴的内脏，天然成为心理投射的焦点。患者听闻“心脏手术”，触发的不仅是死亡恐惧，更是一种“自我核心受损”的存在性焦虑，内含三个层次：对生命终结的原始恐惧、对术后功能丧失的失控感、对身体完整被破坏的耻感。

　　尤为特殊的是，心脏手术常需在体外循环下使心脏停跳——这一“人为制造的濒死体验”，在潜意识层面激活深层创伤。临床研究显示，约20%的患者术后出现反复噩梦、惊醒、侵入性回忆等症状，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且与不良预后显著正相关。换言之，忽略心理维度的心脏外科，既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安全的。因此，“双心同治”并非锦上添花，而是补齐康复闭环的必然要求。

　　二、患者心理的四阶段演进为“双心同治”提供了学理依据

　　基于心身医学与创伤心理学，可将心胸外科患者的心理演进归纳为四个递进阶段，这构成了“双心同治”的理论基石。

　　第一阶段，确诊休克期。患者进入认知冻结状态——否认、麻木、选择性遗忘等，此为心理的自我保护机制，但过度持续会延误治疗决策。第二阶段，焦虑动荡期。否认破碎，弥漫性焦虑取而代之。患者反复纠结于“能否醒来”“会否疼痛”“成为累赘”，出现注意狭窄与决策困难，若不干预，麻醉前的应激反应将直接增加手术风险。第三阶段，术后退行期。手术虽获成功，心理却可能退行至婴儿样依赖状态，或相反，表现为情感隔离与兴趣丧失——此即术后抑郁的典型征象。第四阶段，整合重建期。在充分的心理支持下，患者逐渐接纳“带疤的心脏”，重建身体信任与人生排序，这一阶段的顺畅与否，直接决定了患者远期的康复质量与生活意愿。

　　上述四阶段揭示了一个核心结论：心胸外科的“治愈”不能止于出院时的超声报告，而必须延伸到心理整合的完成。这正是“双心同治”不可替代的逻辑起点。

　　三、术前、术中、术后三级联动构成“双心同治”的可行路径

　　“双心同治”并非空泛的人文关怀，而是循证可操作的系统工程，需贯穿手术全程。

　　在术前环节，实施心理预康复。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技术，帮助患者识别并重构灾难化思维，例如将“我必死无疑”改写为“风险已被严格控制”。同时教授腹式呼吸、着陆技术等简易情绪调节工具。研究表明，术前接受4至6次心理预康复的患者，术后镇痛药用量明显减少，住院日显著缩短。

　　在术中环节，强化人文仪式感。麻醉诱导前，医护人员以稳定而温暖的目光注视患者，用简短语言传递“我们一起面对”的信号。即便在全麻状态下，正性言语环境亦可通过心理神经免疫机制降低应激激素水平，保护免疫屏障。

　　在术后环节，推行阶梯式心理干预。常规使用PHQ-9与PCL-5量表筛查焦虑、抑郁及PTSD症状。轻中度者给予短程支持性心理治疗；重度者及时转介精神科。同时鼓励患者书写“康复日记”，将碎片化的恐惧叙事整合为有意义的生命故事。家属应同步接受心理教育，避免出现“过度保护”或“刻意回避”两种极端态度。

　　心胸外科从诞生之日起，便是在与死神争分夺秒。然而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医学的边界，不是技术的边界，而是人对人的理解的边界。”当我们有能力让停跳的心脏重新搏动，更应有智慧去抚慰因恐惧而蜷缩的心灵。“双心同治”不是对技术至上的消解，而是对医学完整性的回归。每一条被修复的冠脉，都应有尊严与希望流过。刀下有术，心中有“心”，方不负生命之托。

　　（本文系衡阳市社科联“数字化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心理干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课题号：2024D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