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翼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1963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雷锋日记摘抄》一稿，刊载了雷锋同志1960年1月18日写下的这首诗，后来作曲家就是从中得到灵感，写成了如今大家都会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这首歌，起初就叫《雷锋的歌》。1963年4月出刊的《江苏教育》杂志，刊登过一篇题为《教学〈雷锋的歌〉纪要》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九六年，有一天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首歌（教师朗诵）：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这首歌充分表达了他热爱党、感激党的心情。践耳同志把它谱了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雷锋的歌》。”

　　雷锋同志去世之后，随着《雷锋日记》的出版发行，随着这首歌开始走向大众，作词蕉萍、作曲践耳，一直在各种版本、各种式样的公开刊物、报纸、唱片等介质上出现，根据和谷《寻找雷锋的蕉萍》一书记述，按当时稿费给付标准，该给的稿费都“一分不少”地给付过了。笔者手中有一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出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钢琴伴奏谱》，封面、封底都有“蕉萍词 践耳曲”。

　　请注意，雷锋没有直接抄，而是改了两处，其一，是把“母亲只能生我的身”改成了“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把“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改得多好呀，前面更简洁了，后面，叙事主体更统一了。前些年有文章说，“这一改，就更具有音乐的节奏感，更适宜于谱曲了”。这一说法颇有些事后诸葛亮的道理。因为雷锋写下这则日记并不是在进行歌词创作，为了供谱曲。他只是在写心声。

　　师永刚、刘琼雄编著的《雷锋：1940—196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第二版）一书，也确认了这首诗是雷锋摘抄的，1958年6月26日发表在《总路线诗传单》第8期上。同时，还附了一张当年这首歌最初传唱的曲谱照片，显示有“雷锋遗诗，劫夫曲”字样。1963年8月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创作》活页之八《唱支山歌给党听》（混声四部合唱）封面上，有“新民歌词 践耳曲”字样，可能当时并没有找到词作者。同样的，在1963年录音、出版的任桂珍演唱的这首女高音独唱黑胶木唱片封面上，也有同样的“新民歌词 践耳曲”，还有“盛茵钢琴伴奏”。可见，这里确实有个关于词作者的追寻、确认过程。

　　关于雷锋同志在什么情况下创作或抄录了这首诗，历史文献早就有过明确的交待。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的《雷锋的故事》中给出了大体的时间线：1960年1月，一天收操回来后，雷锋同志得了重感冒，不愿意为自己的一点小病去分首长和同志们的心，照常参加新兵连的各项活动，晚上被轻手轻脚来宿舍查铺的新兵营长发现了，请来了附近卫生所的医生诊治，班长和同志们给他端水吃药、嘘寒问暖、送来热毛巾擦脸、端来热腾腾的面条……“雷锋病好以后，在日记本上深情地抄录下这样一首诗歌”（41页-50页），内容就是我们现在传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母亲只生我的身、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照此，前述《人民日报》关于这则日记的时间定在1960年1月18日，也合乎情理。

　　有了雷锋，才有了这支动听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代表的是千百万矿工和亿万劳动人民的心声，特别是像雷锋这样被旧社会欺压得没爹没娘“没亲人”的孩子，在日记里“写”出这样的一支歌，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不信，我们可以读读雷锋同志写于1960年1月的一首诗《穿上军装的时候》：

　　“小青年实现了美丽的理想/第一次穿上了庄严的军装/急着对照镜子/心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党分配他驾驶汽车/每日就聚精会神坚守在机旁/将机器擦得像闪光的明镜/爱护它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在新时代的春天里，如果我们再仔细在最初版本的雷锋日记里搜索“母亲”二字，联系语境品读，会有更具历史感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