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3月，吴三桂准备在衡州登基称帝。这是他起兵反清的第6年。

　　吴三桂的幕僚建议，请王船山写劝进表，为吴三桂的上位“贴金”。然而王船山的回复，却结结实实“打脸”吴三桂。他不仅严词拒绝了，更是作《祓禊赋》表明自己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心迹。

　　这可能是明末最有名的忠臣和叛臣唯一一次直接交集，但结果早已注定。王船山是典型的儒家代表性人物，崇尚忠义气节，与反叛两朝的吴三桂很难“兼容”。

　　更何况，王船山刚烈的性格，也是家族一脉相承。

　　吴三桂衡州称帝 王船山严拒劝进

　　1673年11月，吴三桂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联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此时，离他绞杀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不过10余年。

　　吴三桂因擒杀朱由榔之功而晋爵平西王，镇守云南，但与清廷的矛盾也由此埋下：前者担心后者“鸟尽弓藏”，后者担心前者“尾大不掉”。

　　起兵之初，吴三桂军一路势如破竹，加之四川、陕西、河北等地响应者众，清朝大半江山震动。然而到了1678年，吴三桂兵锋已经受挫。这一年的3月，他已准备在衡州府登基称帝。

　　中华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更何况是登基这样的大事，自有一套严格的流程，其中就包括“劝进”。

　　即使是正常子承父位，如果表现出一副急不可耐的模样，也容易招致非议。这就需要朝臣们和有名望的士林代表上表劝进，而继承皇统者还需要三劝三辞。

　　至于非正常方式登基者，更需要通过他人劝进来表明，自己的上位是天命所归、众望所集。吴三桂和王船山的交集也由此而来。

　　彼时，年届花甲、隐居湘西草堂的王船山是当世大儒，人格魅力影响深远，就连万峰寺的长老都宣称：“不愿成佛，愿见船山。”

　　得到王船山的劝进表，显然能让吴三桂的称帝更堂而皇之，名正言顺。

　　除此之外，还有更加务实的理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立新在著作《天地大儒王船山》中分析，王船山是南明旧臣，吴三桂请他写劝进表，可以拉拢南明遗臣，既增加实力又增加声望。

　　王船山早年一直致力于反清复明，吴三桂起兵之初也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但晚年王船山饱经磨砺、参透世事，显然早已看穿吴三桂口是心非、反复无常的本质。

　　《王夫之年谱》记载，“1674年正月，吴逆三桂伪檄至衡州。公至湘乡”。《湘西草堂》记：因避滇氛，泛宅数载。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衡州后，此后的几年，王船山到处游历，不愿意与之产生纠葛。

　　及至避无可避，请王船山写劝进表的人找上门时，王船山只能犀利地拒绝了。湘江之西，石船山下，王船山最著名的隐居地湘西草堂见证了这一幕。

　　中晚年时期的王船山基本定居衡阳县西部，闭门著书立说。他先后居住在败叶庐、观生居，终老于湘西草堂。

　　《王夫之年谱》有记载：1675年，“去观生居二里许，仍里人旧址筑湘西草堂”。就在这里，王船山潜修17年，完成了他一生中著述的大部分。

　　王船山第四子王敔撰写的《大行府君行述》记载，当吴三桂僭号衡州之时，伪僚有属船山劝进表者，船山回答曰：“我安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语耶！”其人大愕。王船山慢慢解释道：“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素不畏死。今何用不祥之人，发不祥之语耶？”其人聋缩而退。

　　如果换用现在的语言表达王船山当时的话就是，我怎么能写这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劝进表？如果写了，会天地不容的。在吴三桂的势力范围内，说这样胆大直白的话，让吴三桂的使者听后当场就震惊了。

　　王船山接着说，我是明朝的遗臣，坚决不出来做官，也从来不怕杀头！先朝已经灭亡，我是灭亡者的余灰，只会给你们带来霉运，你们何必要我这样的人，来说出不祥的话语呢？

　　在吴三桂的使者走后，王船山可能也担心自己“打脸”吴三桂的言行会招致报复，于是逃进了深山。

　　但这还不算完。王船山针对这件事作了一篇《祓禊赋》：谓今日兮令辰，翔芳皋兮兰津。羌有事兮江干，畴凭兹兮不欢。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意不属兮情不生，予踌躇兮，倚空山而萧清。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

　　祓禊，古代中国民俗，每年于春季上巳日在水边举行祭礼，洗濯去垢，消除不祥，含义是“除恶之祭”。

　　王船山感觉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吴三桂的玷污，这种思想从其作《祓禊赋》不难窥视。

　　春秋大义塑船山 一门刚烈相传承

　　如果撇开各自立场不谈，能被登基称帝者点名写劝进表，某种程度上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意味着王船山在当世的影响力是受到广泛认可的。

　　但王船山并不追求这样名利，他直接拒绝了吴三桂的请求。在历史偶然的背后，又是一种必然：其一，作为精研《春秋》的大儒，他所追求崇尚的大义节气，与吴三桂的历史行径严重冲突；其二，王船山的刚烈性格也是从小受家风熏陶所致。

　　王船山7岁时就学完十三经，《春秋》是他科举路上的本经，还在乡试中以《春秋》经魁考取第五名。此后，《春秋》更是其重要研究领域。

　　《春秋》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微言大义”，而大义之一是“尊王攘夷”。终身研究《春秋》的王船山显然受影响至深。

　　由张岱年主编、衷尔钜著的《大儒列传——王夫之》一书中，曾指出王船山的许多文字都反映出同情民间疾苦，谴责统治者的诛求无餍，但对“犯上作乱”者却持反对态度。

　　1644年，明朝崇祯帝煤山自缢身亡。王船山作《玉门望狮子峰用旧作四韵（之二）》诗中，把明王朝的灭亡和农民义军隐喻：“分明霜雪苦，偪侧虎狼欺”。这也可为王船山青年时期拒绝张献忠的招揽作注脚。

　　同时，王船山的刚烈性格，还与父母、叔父、兄长一脉相承。《大儒列传——王夫之》就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王船山的父亲王朝聘就是一位严求节义的饱学之士。本次策划前文曾提到过，王朝聘曾抗拒索贿为官，勃然大怒并连夜返乡。“家居十七载不一至郡邑庭，亦不通杂宾客”“长吏到门，以疾却刺”。即脚不进官衙门，主动推托登门拜访的官僚豪绅，也不随便与人来往。

　　王朝聘临终对王夫之兄弟遗嘱两点：其一，不当清朝顺民，寻找机会武装抗清；其二，安葬他的遗体不得沾“腥膻”（即蔑视清朝）。两点都反映出王朝聘强烈的民族气节。

　　不能遗漏的是王船山的母亲谭太夫人。在王船山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南岳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失败后，谭太夫人鼓励他投靠南明永历政权继续抗清。

　　叔父王廷聘同样是对王船山影响很大的老师。他教导王船山“远利蹈义”，更是在文学上培养后者“建安风骨”，即“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年长12岁的王介之，与王船山可谓亦师亦兄。王船山4岁发蒙，就是跟着王介之受读。王介之的耿介刚厉性格，也是有据可证的。王船山也评价“有兄姜桂性，以恶为仇疾”。

　　1639年，王介之乡试中副榜，次年入国子监。但他厌恶“同舍皆气矜竞猎”，羞同“与奔鹜者为伍”，不久就“拂衣不请而归”。王介之看不惯国子监学风败坏、萎靡，干脆不告而别。

　　当时，有郡守贪婪而残暴。在郡守生日那天，乡绅们被迫凑银两送礼，还准备敬献一篇祝寿文。这篇祝寿文乡绅们想找王介之执笔，王介之为此怒斥：倘不能恶恶如《巷伯》，更赋《缁衣》乎？王介之根本不把贪酷的郡守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即使做不到像巷伯那样痛恨恶人，也不能把恶人当贤者来歌颂。

　　由此可见，王船山一门对为人品德、忠义气节可谓奉为圭臬。这样的王船山，遇到追求私利、无视节操的吴三桂，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看清时局后的坚定选择

　　应该说，到三藩之乱的时候，王船山的状态已经是隐居避世。在组织和参加过一系列抗清活动后，他意识到清朝的统治越来越稳固，反清的希望渺茫，从而把精力转向了学术研究，以实现文化上的抱负。

　　吴三桂起兵后，肯定很希望得到士林的支持。而王船山在当时的文人中声望很高，是思想界的巨擘，所以才有吴三桂请他写劝进表之事。

　　但王船山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一方面，他已经决定投身学术，没有精力去顾及外界事务。更重要的是，他和吴三桂在思想和精神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在王船山看来，吴三桂之前放清军入关，是“带路党”、叛徒；之后又因为自身利益，可谓反复无常，各种行为都是不道义的。加之王船山也不看好吴三桂起兵能够成功。

　　或许三藩之乱在王船山内心激起过波澜，觉得是个反清复明的机会，但他再三思考后，还是坚持了晚年的学术之路。

　　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公五十六岁。正月，吴逆三桂伪檄至衡州。公至湘乡。

　　因避滇氛，泛宅数载。

　　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年），公六十岁。居湘西草堂。闰三月，吴逆僭号衡州。其党以劝进表来属，公婉词拒之，逃入深山，作祓禊赋。

　　（王之春撰《王夫之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