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许 珂 图/本报记者 黄 沐

　　公元前180年，立国才二十余年的西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在临朝称制的吕后去世才两个月，她苦心维护的吕氏家族被一网打尽，遭遇了灭族的惨剧。

　　随之，一个23岁的青年王爷被忠于刘氏的大臣们推上皇位，成为西汉王朝第三位皇帝。这个大臣们印象中柔弱恭谨的“弱势”王爷，在登基后迅速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才华，和他的儿子景帝刘启通过勤政爱民、躬修节俭、重用人才，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海内殷富、百姓守法的治世时代——“文景之治”。在这个治世的缔造过程中，除了文景二帝自身的才能之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批杰出人物的涌现，这些人为文景之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近日，市三中教师张颂华做客国学讲座，为大家讲述两位“文景”名臣的悲喜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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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地定制、列侯之国、重农抑商、礼治天下，贾谊四副“药”为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奠定基础

　　被称为“洛阳才子”的贾谊少有才名，18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成为大汉帝国的“网红”。

　　河南郡郡守吴公听闻贾谊的才名后，将其延揽至身边，协助自己处理政务，这给了贾谊一个深入基层、学习历练的机会。贾谊也没有辜负吴公的期望，在吴公身边的三年多时间，他扎实勤奋、殚精竭虑，在秉烛夜读、狠抓学问的同时，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完成了人生成长路上的凤凰涅槃。

　　贾谊21岁时，其老师吴公因为治理地方成效卓著，成为朝廷最高的司法长官。吴公到长安就任之后不久，立刻向汉文帝推荐了自己的得意弟子贾谊。正欲改弦更张、有所作为的汉文帝立马宣布征召贾谊入京，任职博士。汉文帝被贾谊的才华所折服，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当中，将贾谊连升五级，提拔到了太中大夫的位置。

　　文帝对贾谊的欣赏是有理由的。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贾谊就像一位良医，为各种沉疴缠身的汉王朝把脉诊治，在分析病因之后拿出了治疗方案。

　　当时的汉朝创立才20多年，制度还很不健全：藩王林立，皇权不振；诸侯满朝，霸占要津；商人横行，粮食减产；礼仪不全，人无秩序。这些事关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有人看到了，但是不敢说；有人能做到，但是不愿做；大家都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只求保住自己的职位和工资。但贾谊不一样，他看到了就必须说出来。

　　针对当时的国情，贾谊开出了四副“药方”：割地定制、列侯之国、重农抑商、礼治天下。

　　贾谊最先提出的是礼治天下。汉文帝元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虽然第一个重要主张受当时政治条件的局限，没有付诸实施，但并不代表主张的不正确，相反，汉文帝是很欣赏贾谊的主张的。

　　第二副“药方”直指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在贾谊流传后世的那篇著名的《治安策》中，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二是定地制即“割地定制”，就是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第三副“药方”是重农抑商。文帝二年，贾谊上《论积贮疏》。这篇文章体现了贾谊强烈的重农抑商思想，其中的许多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其中的主要观点用白话文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弃农经商人越来越多，“吃饭的人多而种田的人少，将来粮食从哪里来？”“平时不积累粮食和财富，灾荒、打仗时什么办？”“多积累钱粮，是富安天下的根本。”

　　第四副“药方”是列侯之国。所谓的列侯之国就是有爵位的功臣统统回到封地。这个观点一出，可以说是掀起了政坛上的惊涛骇浪，让贾谊成为了众矢之的。

　　虽然，他的主张在文帝的心中是无比正确的，但是作为人君的汉文帝有一点很清楚，他是由元老重臣们选定并拥立的，并非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在初登大宝，皇位都尚未完全巩固之时，就贸然开罪整个功臣集团，十分不明智。于是，贾谊被贬到了蛮荒的南方，担任长沙王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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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袁盎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然而，张颂华却认为，袁盎聪明机智，敢言善谏；广结人缘，有侠义之风；工于心计，私德有亏。

　　袁盎的聪明机智很早就表现出来。早期虽投靠吕氏，却没有因为吕氏的倒台而遭受负面影响。在汉文帝当政时期，袁盎在哥哥袁哙的推荐下，顺利谋取了一个朝廷的官职。再次步入政坛的袁盎很快通过几件事情，确立了自己敢言、善谏的正面形象。

　　第一件事就是著名的“衽席无辩”的故事。文帝刘恒非常宠幸慎夫人，在宫中经常与皇后同席而坐。前178年的一天，文帝带着皇后、慎夫人来到郎官府衙（袁盎的办公地点），慎夫人正准备就坐，袁盎走过来，把慎夫人的坐席挪到了下位。慎夫人和刘恒羞愤之下，起身就要回宫。袁盎紧走几步，凑上前对刘恒说，我听说“尊卑有序，上下和睦”，现在，陛下既然已册立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怎么能与主人同席而坐呢！如果陛下真的宠爱慎夫人，就给她丰厚的赏赐；而陛下现在宠爱慎夫人的做法，恰恰会给慎夫人带来灾祸。刘恒说，为什么这么讲？袁盎说，陛下难道忘了“人彘”的悲剧吗！此言一出，刘恒心里一惊，感觉袁盎说的有理，于是把慎夫人请过来，把袁盎的话告诉了她。慎夫人赐给袁盎黄金五十斤以示感谢。袁盎以“人彘”事件收官，正击中刘恒和慎夫人的软肋，让看起来是一次高风险的劝谏，在有惊无险中圆满收官，真可谓既勇且智。

　　如果说前一件事体现的是袁盎的敢言，那么预言淮南王刘长的命运，则充分展现了袁盎高超的劝谏艺术和敏锐的洞察力。

　　淮南王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他力气大、胆子大，为人很是跋扈，目无法纪，仗着皇帝的宽纵，啥事都敢干，他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堂堂辟阳侯直接打死，而不被治罪，使得朝廷上下上至太后和太子，下至列位大臣都惧怕他。袁盎当时就建议汉文帝压制一下，汉文帝没有听从。当刘长因为谋反案受到牵连、发配四川的时候，袁盎又对着皇帝大胆预言，刘长过刚易折，很可能会死在路上，结果不幸言中。后来民间就出现了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这让汉文帝苦恼不已，因为这让他背上了手足相残的恶名，紧接着，袁盎又拿出解决方案，袁盎以文帝“高世行三者”力证文帝孝、勇、谦让，百姓绝不会诋毁他，再献策厚待淮南王三子，文帝果然不再烦心。所谓能干的臣子要能帮君王解决事情，袁盎的进谏艺术可见一斑。袁盎准确地考虑到文帝的顾虑，才完美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帝的心病，帮助汉文帝把责任撇清。此事过后，一时间，袁盎名声大震。

　　还有一件事，足以显现袁盎的城府。

　　赵谈是文帝最宠幸的宦官头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袁盎不对付，经常说些对袁盎不利的话。有一天，袁盎看到赵谈和文帝同乘一辆马车上朝，他拦住马车对文帝讲：“皇上，我听说能和您一起坐在乘舆上的人，都是英雄豪杰啊，如今大汉虽然缺乏英雄豪杰，可是陛下现在怎么和一个太监坐在一起呢？”

　　结果，文帝就让赵谈下车了，这让赵谈颜面尽失。更关键的是，公开闹了这么一出后，赵谈以后只要一说对袁盎不利的话，文帝就认为赵谈是在记仇，泻私愤，根本就不相信了，在碰了钉子后，赵谈再不敢在文帝面前说袁盎的坏话了。

　　袁盎为人敢言直谏，有较浓厚的儒家思想，他劝谏文帝维持帝王的威严、拉退慎夫人的坐席、阻止宦官和文帝同车而乘等都是礼治思想的体现，奠定了汉初的儒家治国理念，成为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