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四朝，三度为相，官场沉浮，虽为一代贤相，姚崇哪少得了恩恩怨怨，但姚崇故去后，他的家族却得以保全。有人说，这是姚崇按计谋让与他有矛盾和过节的政敌——参与军机的谋臣张说放过了他的家族。事实上，姚崇在工作中与同僚有不同政见的，哪里只有一个张说？如果说，姚崇的家族能得以保全，靠的就是这个计谋，我是存疑的。因为，摆平了一个张说，还有刘说李说，他们一一报复，姚家哪里会安生呢？
说到姚崇家的安生，我觉得非一计所得，而是姚崇以他的人品和担当所积下的结果。
姚崇让许多人记住，可能是始于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有些好笑，有些无奈，更有些心酸！
说这个故事之前，不得不说说两个人，一个当然是姚崇，还有一个叫张说。
姚崇，唐朝政治家。他文武双全，历仕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三次拜为宰相。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被称为救时宰相，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
张说，唐朝政治家、文学家。他前后三次为相，执掌文坛三十年，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
这是唐朝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姚崇生于651年，比张说年长16岁。
按理说，一个年长一个年幼，都是为相之人，应该会相处融洽，但是他们偏偏有了过节。
从一些史料的记载来看，这些过节可能更多的是来自张说的所为。
姚崇在当同州刺史时，与张说关系不和睦。此时，张说听说玄宗打算任命姚崇为相。这个消息让张说大为不安。为了阻止姚崇为相，他便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姚崇。遗憾的是，玄宗不予理睬，张说又让殿中监姜皎提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朝拜相。
姚崇任相后，张说非常害怕，私自到岐王李范府中申述诚意，结果被姚崇告发。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充任河北道按察使。不久，张说又被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
这个梁子由此结下了。
按理说，姚崇和张说之不和，错不在姚崇，理也在姚崇，姚崇何惧之有？
但面对这个梁子，姚崇不敢轻视。张说之为实在是有违君子之道，既有非君子之行，难以预料的是他会不会再出阴招。
721年，71岁的姚崇自感来日无多，此时的张说参与军机，圣恩眷顾，手握重兵，大权在握。与张说的梁子，让他难以放下，为保自己走后，家人安全，想到张说生性贪婪，于是心生一计，临死前，嘱咐儿子道：“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那你们就会有危险了；如果他看了，你们就将他喜欢的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你们得到碑文后，马上誊写，呈报皇帝后立即雕刻。张说一定会后悔，必会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跟他料想的一样，为他写了碑文，给他很高的评价，但随即后悔，派人索回，说是需要修改。姚崇之子告诉来人，碑文已通过皇帝审阅。 张说知道后，懊悔地说道：“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他！”
从此之后，尽管张说一路高升，直到730年他去世，他都没有再拿姚崇家作文章。
姚崇临终之计，因此被作为保全家人安全的故事得以流传。
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我无法去鉴定。
但如果说，姚崇的家族能得以保全，靠的就是这个计谋，我是存疑的。
历经四朝，三度为相，官场沉浮，虽为一代贤相，姚崇哪少得了恩恩怨怨，与他有矛盾的有过节的，哪里只有一个张说？摆平了一个张说，还有刘说李说，他们一一报复，姚家哪里会安生呢？
说到姚崇家的安生，我觉得非一计所得，而是姚崇以他的人品和担当所积下的结果。
姚崇是一个历经曲折的人，这一点从他的名字两改可以看出。他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因突厥叱利元崇叛逆，忌惮有大臣与之名，故命以字行。后又避唐玄宗开元年号，遂改名崇。
一个名字都要改来改去，让姚崇一生都保持着遵循原则、如履薄冰的处事原则。
姚崇处于的时代，皇权更替多发，面对这种局面，他明白，首先要清廉为官，只有清廉才能无私正直，才能人安家安，因此他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自己位高权重的时期，他依然“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正是由于清廉，不贪不腐，经济并不宽裕，所以他买不起京城市中心的房子，全家人只得住在离朝廷较偏远的郊区。他生病时，还是皇帝对他进行“大病救助”才渡过难关。
清廉的姚崇，还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因为他的清廉，自然就无私公正，这种品质在武则天时代尤为难得，也正是因为他的公道正派，武则天对他尤为器重。武则天在位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任用了一批酷吏，这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周兴、来俊臣，他们打着武则天的旗号，对官吏屈打成招，肆意诬陷，陷害忠良，弄得官吏人人自危，却敢怒不敢言。这样的局面，让武则天似乎有所警觉，有一次，武则天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此时的姚崇冒着罢官掉脑袋，甚至诛连九族的危险，大胆进言：“垂拱以来因谋反罪被处死的人，大多都是由于周兴等罗织罪名，以便自己求取功劳造成的。陛下派亲近大臣去查问，这些大臣也不能保全自己，哪里还敢动摇他们的结论！被问之人如果翻供，又惧怕惨遭毒刑，与其那样不如早死。”武则天大悦道：“以前的宰相都顺从周兴等人，使酷吏得逞，让朕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到你说的话，很合朕心意。”于是赏赐姚崇白银千两。
我们在今天看来，姚崇不过是向皇帝讲了一些真话，这似乎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看，这实属难得，他其实是冒着罢官掉脑袋，甚至诛连九族的危险大胆进言的，为了深深打动武则天，他甚至悲壮慷慨以言：“如今酷吏诛除，我以一家百口人的性命向陛下担保，今后朝廷内外大臣不会再有谋反的人。若是稍有谋反之实，我愿承受知而不告的罪责。”
为朝廷安危计，以全家性命为质押，向酷吏宣战，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能有几人有如此可贵的担当和勇气？！
如果说，姚崇向酷吏宣战是在保护各级官吏，那么他以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视觉提出灭蝗，则体现了他心忧国家、体恤百姓的情怀和担当。
716年，山东发生大面积蝗灾。蝗灾的出现，在今天是一种自然灾害，但是中国古时，被认为是一次天谴之事。要么被认为君王失德，要么被认为天公不满……因此，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是要君王检讨，祭天祈福，以求消除灾祸。面对这次蝗灾，地方官员和百姓不敢捕杀蝗虫，反而祭天祈福消灾，任由蝗灾肆虐，连唐玄宗都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看到蝗灾愈演愈烈，姚崇提出杀灭蝗虫并焚烧虫尸。姚崇列举魏时发生蝗灾不敢灭而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现象的事例劝诫唐玄宗，指出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既可修德免灾，更要主动救灾，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姚崇的想法却被一些官员视为逆天而行，其中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声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终于打动了唐玄宗，遂下令灭蝗。最终蝗灾被消灭，减少了损失，山东渡过难关。
在封建时代，迷信有报应之说，姚崇敢于以“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的担当，展现了他为国为民的大义和英勇。
敢于为国为民，而挑战“上天”的人，这在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能有几人有这样的无畏无私？！
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姚崇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古今少见！
正因为如此，姚崇从古至今都受人尊敬。
唐朝开元年间，百姓就便把姚崇的画像当作真神来供奉。许多地方还为他修盖庙宇，希望他能保佑人民，降临福祉。
北宋元祐年间，陕州知州游师雄因仰慕姚崇，在姚崇故乡陕州（今河南陕县）设立姚公祠，许多人到姚公祠祭祀。
不信神的姚崇，被当成真神来供奉，这应该不是姚崇生前所愿，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姚崇为国为官为民勇于担当的精神和作为被大家所认可。
这样为国为官为民可以把全家性命质押的人，真的需要靠算计张说来保全家人吗？
我看是不需要的，因为真正决定姚崇家人安危的，不是张说，而是姚崇本人的品行和担当。
姚崇的廉洁无私，让他不会为财而立于危墙之下，不会因财惹祸；姚崇为国为官为民所展现的担当，让他深得圣恩官心民意。这样的人，岂是随便可以撼动的；这样的家，岂是随便可以灭杀的。在封建王朝，能做这种天怒人怨之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而且他必须是一个昏君。
姚崇历经四朝，三次为相，最后终老在唐玄宗任上。姚崇去世， 唐玄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赐谥文献（碑文作“文贞”）。这样的追赠和赐谥，反映了唐玄宗对姚崇的评价非常之高，因为扬州大都督如同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文献则是全国文人之楷模。这样的殊荣，是一个臣子梦寐以求的。姚崇所得，反映了唐玄宗对他的器重和信任，也反映了姚崇为官的德能勤绩廉是非常优秀的。
有唐玄宗给于如此的厚爱，张说哪里能哪里敢无端去伤害姚崇家人？
那么历史为何要留下这样的故事呢？
我想，如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思考，也许是姚崇依然改不了古代士人的愿望，想留一个好碑文，为自己立名，让后辈念想。而张说早年参加制科考试，策论为天下第一，文采了得，执掌文坛三十年，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如果姚崇要家人去求张说写，既放不下面子，况且以他们的关系，张说不可能会同意。姚崇以这样的方法，可谓一举两得：改善了两家的关系，又让张说写了锦绣碑文。
张说的文章的确是名传天下的，就在姚崇过世后4年，即725年，玄宗封禅泰山，《封禅坛颂》就是张说撰写。730年，张说病逝，唐玄宗追赠其为太师，赐谥文贞。
如今，千年烟云飘散，这个故事的真伪之辨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姚崇身上能领悟到什么？建功立业、家人安好、盛名流传是我们许多人的追求和愿望，但愿姚崇那些宝贵的品行和精神，能为我们实现这个理想提供参考。
（本文谢绝转载）
张鹏飞 配图
欢迎关注公众号阅评更多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