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远大师像。（资料图）

　　■廖和平

　　承远（712年—802年），南岳弥陀台始创者。唐汉州绵竹（今四川德阳）人，俗姓谢。师承净土宗，是净土宗来南岳弘法的第一位僧人。年少出家，初在资州智诜的弟子处寂门学习禅法，密悟其道。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至荆州当阳玉泉寺受学于惠真禅师，正式剃度出家。不久，受惠真禅师之命，南来衡岳，孤身单影居住南岳紫霄峰(又名驾鹤峰)岩石之下。在南岳从衡山中院通相禅师受具足戒，后去广州随慈愍（即惠日和尚）学习净土宗的经典教义。此时，净土宗已分为三个支派：慧远派、善导派、慈愍派。承远成为净土宗慈愍派的主要传人。唐天宝（742年—755年）初，承远回归南岳，居山之西南岩卞，披茅以居。他持戒极严，苦行修持，除研读教义，劝化他人外，总是合掌盘坐，一心专念弥陀，非力竭不休，故称“弥陀和尚”。

　　承远弘法南岳凡六十年，苦节真修，老而弥笃，王公商贾布施所得，都用于法宇建设和施舍贫乏者。承远主张立般舟行，往生净土。所谓般舟行，意为常行道，七日或九十日不断的修持；谓至心念弥陀一声，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净念相继更妙，故俗称“念佛宗”。因该宗教义不深奥，也无烦琐经义，极易为普通信士所接受。以致“南极海裔，北至幽都”鹜趋南岳向承远求教。后世尊承远为“净土宗三祖”。承远卒于贞元十八年（802年）七月十九日，世寿91岁，为僧56年。人们为了纪念他，特为他修了一座庙，唐德宗皇帝赐名为“弥陀寺。”

　　他逝世后，时永州司马柳宗元为之作《南岳弥陀和尚碑》，并亲自书石。原碑藏弥陀寺，唐武宗（845年）排除佛教时，转藏相距30华里远的南岳祝融峰上封寺，南宋时为潭州运帅曹彦约取去，不存。

　　柳宗元贬谪永州时，尽管心情郁闷，仍尽心吏治。他接受佛教的同时，也努力以佛济儒，把佛教的观念纳入儒家的理论系统。他强调佛教的伦理观，主张孝敬父母，并提出佛经中有《大方便佛报恩》等十篇宣扬孝道的经典。他把佛教的心性学说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结合，又把儒家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柳宗元的这种思想，正是佛教思想进一步与中国儒家融合的表现。

　　814年，柳宗元撰《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达是道者，惟大明师。师姓欧阳氏，号曰惠开。唐开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宝十一载始为浮图，大历十一年始登坛为大律师，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怀信、道嵩、尼无染等，命高道僧灵屿为行状，列其行事，愿刊之兹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师先因官世家潭州，为大族，有勋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图也。凡浮图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经，大明恐焉。于是从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从秀洎昱，以通经教，而奥义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隐显。后学以不惑，来求以有得。广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诏选居寺僧二十一人，师为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诏选讲律僧七人，师应其数。凡其衣服器用，动有师法；言语行止，皆为物轨。执巾匜、奉杖屦，为侍者数百；剪发髦、被教戒，为学者数万。得众若独，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灏灏焉无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峰西趾下，碑在塔东。其辞曰：

　　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源，无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穷经教，为法出世。化人无量，垂裕无际。诏尊硕德，威仪有继。道遍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辞，弥亿千岁。

　　惠开（725年—797年），即大明和尚，俗姓欧阳，家为潭州大姓，是为南岳一代宗师。童年，梦大人缟冠素舄来告曰：“居南岳大吾道者，必尔也。”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剃度出家，受具足戒。代宗李豫广德二年（764年）立大明寺于衡山中山沟，获选任大明寺主僧。乾元元年（758年）诏衡山立毗尼藏，选讲律僧七人，应其数。大历十一年（776年）始登坛为大律师，主戒事22年，受戒弟子数万人。宰相齐映、李泌、赵憬，尚书曹王皋、裴胄，侍郎令狐峘等，或师或友，亲执经受大义为弟子。贞元十三年（797年）卒。将终，夜有光明，笙磬之音，众咸闻见。弟子有怀信、道嵩、尼（女弟子）无染等。

　　中唐时，衡岳戒法的地位很高，成为天下律学中心之一。七大德中，为首的是云峰法证，般舟日悟、希操、惠开都是当世律宗大德。云峰法证临坛五十年，度众五万，大弟子三千余人；般舟日悟“度比丘众，凡岁千人者三十有七”，总数亦有三万七千多人；希操度众二十六会，按照每次千人的规模，有二万六千多人；惠开登坛二十余载，“剪发髦，被教戒，为学者数万”，单是他们四位高僧，所度之众就有十几万人。

　　柳宗元讲：“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儒家的礼、仁义与释家的律、定慧，都有自身的内容规范，是它们各自思想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们之间也是可以相互吸取各自有益的养分，有其相近的同构形式。大明寺律僧惠开“究戒律”“通经教”“大法以立”“奥义以修”。佛门里的“衣服器用”“言语行止”都纳入严明的纲纪法则之中，以保持佛门的清净庄严。惠开恪守戒律，“得众若独，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者，灏灏焉无以加也。”律、礼所要求的规矩成为释家、儒家所共同希冀塑造的人格典范。惠开以其身体力行的人格美德成了儒家所看重的僧人也就不奇怪了。佛教“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世用宗奉。其修整观行，尊严法容，以仪范于后学者，以为持律之宗焉。(《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研习、修持戒律，无非也是执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具体行为约定。“法不周施，禅不大行，而律存焉”，法、禅都有它们自身的弱点，于是律就有了存在的理由，它成为佛教存在的一个重要的行为规范的标尺，没有戒律的约束，出家人与世俗人也就谈不上根本的区别。

　　815年，柳宗元撰《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并序）

　　衡山中院大律师，曰希操，没年五十七。既没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诫盈，奉公之遗事，愿铭塔石。公昝姓，凡去儒为释者三十一祀，掌律度众者二十六会。南尼戒法，坏而复正，由公而大兴；衡岳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丕变。故当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尝屈，睹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廪公、瓒公（懒残），言未尝形，遇公而叹息，推以护法。是以建功之始，则震雷大风示其兆；没迹之际，则陨星黑祲，告其期。斯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与物大同，终始无争，受学之众，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华严照公、兰若贞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灵干、惟正、惠常、诫盈，皆闻人。呜呼！始终哉。为之铭曰：

　　首有承兮卒有传，革大讹兮持法权。众之至兮志益虔，雷发兆兮功已宣。

　　星告妖兮寿不延，灵变化兮迎大仙。砻兹石兮垂万年，世有坏兮德无迁。

　　希操（732年—788年），俗姓昝，原为儒生，籍贯不详。唐代僧人。出家后，住衡山中院掌律度众，凡26年。一生度人无数，其弟子中有不少是禅宗大师，因此他与禅宗有不解之缘。柳宗元在《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上说：“南尼戒法，坏而复正，由公而大兴，衡岳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丕变。故当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当屈，睹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又说：“凡所受教，若华严照公、兰若贞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灵干、惟正、惠常、诫盈，皆闻人。”足以说明希操在南岳弘扬律宗影响之大。柳宗元对希操复正南尼戒法，再成衡岳佛寺之举十分推崇。

　　据《南岳志》记载，希操的弟子诫盈与韩愈为方外交，韩愈有《别盈上人》诗云：“山僧爱山出无期，俗士率俗来何时？祝融峰下一回首，即是此生长别离”。反映了诫盈上人隐居深山，超尘脱俗的志向。

　　柳宗元的这些碑文铭辞，所叙人物全是闻名遐迩的高僧大德，大多是受逝世和尚的弟子请求而写作的，但绝不作“应酬之作”，每一篇碑文都是一篇极佳的散文。较好地概述了他们一生的行迹，以及他们不辞辛苦，勤奋专心钻研佛经，坚守节操，渡己渡人，终于有了很深的造诣，在不同的时期成为一代名僧。

　　这些碑文真实再现了盛唐时期的南岳佛教生态，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史料性和思想性，是后人研究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