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贵

　　春秋时期的鲁国，是周公之后姬姓的“宗邦”，一些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乐，在鲁国可以得到特许。当周室衰微、被迫东迁之后，鲁国成为周礼的典藏者和实施者，是周朝文献典章最完备的诸侯国，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

　　鲁国尽管是个出了名的文明礼仪之邦，但因内乱不已，国力式微，经常遭受欺侮。不仅左邻右舍侵扰它，就是远在荆蛮之地的楚国，也不把它放在眼里。

　　楚成王召集附属于楚国的诸侯会盟，并指定鲁君为他驾车。

　　鲁君同他的臣子们商量，我国虽小，但也是当年周天子封的，现在楚成王居然要我为他当车夫，这能答应吗？

　　臣子们都说不该答应。只有公仪休说，不可不听楚王的话，否则鲁国将有亡国之虞；您身为君王，保护鲁国及其百姓的生存，是您人义不容辞的天职啊！

　　没办法，鲁君只好答应为楚王驾车。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秀才遇到兵”的典型范例。看完刘向在《说苑》中讲述的这段故事，后人除了对楚王的傲慢与霸道感到愤慨外，也不能不为鲁国的处境和命运担忧。可担忧又有什么用呢，该发生的事终究要发生。即使这次鲁君降尊纡贵为人家当车夫使唤，也没能逃脱亡国的厄运。到了公元前249年，先后传二十五世三十四君主的鲁国，还是被楚国给灭了。

　　有人说，鲁国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星宿海。可就是这样一个当代思想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在遭遇强权的凌辱时，腰杆子却硬不起来，只能逆来顺受，并最终倾覆于战车之下。历史演进的过程是粗砺的，其中大部分时间是非理性的，至少在国际政治秩序尚未健全的十九世纪之前，特别是在“铁血英雄”逞强的时代，根本就没有道理好讲。这不能不让读史的人或多或少有些心理不平衡，尤其是让那些理想主义者和抱有浪漫情怀的人，让那些对人类文明之光满怀景仰之心和欣赏热情的人，觉得难以接受。

　　事实上，这类“秀才遇到兵”的历史现象，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时有发生，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不鲜见。强盛的罗马帝国并不是被比它更先进的文明种群所征服，而恰恰是灭亡于野蛮的汪达尔人入侵。

　　再比方说，城市文明发达的达罗毗荼人亡于雅利安人，壮丽的埃及王朝亡于西克索人，光芒四射的希腊诸城邦亡于马其顿人等等，这些也都是游牧、半游牧文明战胜农耕文明的典型例证。

　　俗话说，“拳头不硬，舌头不灵”。这说明，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自主权。没有强大的实力，即便你能发声，音量也很有限，甚至发不出声来。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各个民族尽管都在经济、科学、文化、艺术乃至抽象的思想理论领域追求文明进步，创造灿烂辉煌，但先进与落后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单项指标，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凝聚而成的抗衡力。一个民族、一个城邦、一个国家是否会挨打，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保家卫国的抗衡力，这种抗衡力尽管并不等同于穷兵黩武，但它必须能在最广泛的动员力和最强势的武装力上体现出来，形成强大的震慑和坚固的防御。

　　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舞台，其竞技规则完全不同于体育场上的“十项全能”，比拼的不是单项得分相加后的综合得分，而是综合国力支撑下的“一招制胜”。不论是掠野拓疆，还是戍边守土，在两军对垒的情势下，人家不会单独拿出经济或科技同你比，也不会单独拿出文化或艺术同你比，经济也好，科技也好，文化艺术也好，必须凝结到刀刃上，集聚在拳头上，“毕其功于一役”。典章上的完备不等于疆土的稳固，文化上的先进不等于国势的强大，谦谦君子难敌赳赳武夫，彬彬绅士奈何凛凛剑客，悠悠弦歌又怎能挡得住隆隆战车？

　　在虎狼环伺、争霸称雄的春秋战国时期，话语权的前提是生存权，生存权尚且不保，话语权又有什么用呢？对那些弱小的城邦来说，实力则无从谈起。老子开药方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上这段话，尽管可以有多种解释，但给人感觉就像是世外桃源，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鲁国的宿命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