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定安

　　抗战时期的衡阳商会 （1937年—1944年)

　　民国廿六年（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迫使我族同胞大量南逃，沿海工商业户纷纷内迁。成立了内迁工厂委员会，初由内迁衡阳的所在机械厂胡厥文负责，胡厥文去渝后，由周锦水负责联络。衡阳地处大后方，也是控制西南地区的要塞，大批沿海城市的工商户，不断涌入衡阳，促成了衡阳工商业的一度发展。

　　据民国卅二年 (1943年）资料统计，衡阳有固定工商户4.865万户（不包括未登记的行商）。根据33个行业的不完全统计，即已增加到1.488万户（尚有未办登记已在衡阳经营的，将超过此数），其中突出的如汽车运输业，抗战前仅十余户，民国卅年已发展到近百户。其业务关系，已遍布于大西南各省。既促进了衡阳市场的繁荣，也活跃了大后方的经济。

　　衡阳的近代化工业，也是从抗战时期兴起的。民国卅二年(1943年）统计，较大型的机械工业已发展到卅余家。其中由上海迁来的华成电器厂生产的电动机，全国闻名，还有铁路车辆修配厂，立达、湘衡、福泰等机械厂（即系衡阳冶金、建湘、小拖的前身)；在化学工业中，有中国植物油在衡阳设立分厂（后改名国泰颜料厂，即水口山二厂的前身），从粗油中提炼汽油、柴油、润滑油，并附产油漆、油墨等化工产品。培业酒精厂生产动力酒精等产品，被列为军用物资；江仁归的永生化工厂生产的硫酸，一直持续到公私合营（即衡阳化工厂前身）。

　　此外，还有一批中小型卷烟厂生产的香烟，运销西南各省。由于人口激增，商业发展盛极一时，其中尤以金银首饰、纱布、百货、服装、酒筵、旅栈等业的发展，更属一日千里。各业为了满足外来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们豪华阔绰生活的需要，甘冒空袭遭毁之险，仍将店屋修饰得富丽堂皇，选购花样新颖、品种繁多的高档商品应市，精工巧制，式样多姿。上午车运郊外防空，下午运回应市。营业直到午夜，有的通宵达旦。战时衡阳曾一度有“小上海”之称。

　　除工商业外，尚有兴盛一时的金融银行业。不仅4家国家银行均在衡阳设有省一级的分行，还有一批地方性和各类商业银行29家。此外，一批独占性的经营机关，也先后在衡阳设立总部和分支机构。如：中央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农本部福生湘庄，以及财政部的茶、烟专卖局，四大家族的华南公司，湖南省贸易局等。因而促成衡阳一跃而成为当时全国经济中心。其中，专卖税、工商税分别跃居全国第二、第三位。抗战促进了衡阳经济的繁荣，使衡阳商会逐步成为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场所。这种情境，也在衡阳增加了众多的会务。

　　抗战时期的商会，主要是承担国民党各项任务，分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在组织商民从事抗日活动以及加强空袭防范、改善消防设施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抗战开始，衡阳于民国廿六年（1937年）8月，即成立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商会会首欧方莹等系主要成员。当时国民党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等口号，各业商民积极响应，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自发开展募捐活动。商会常委们亲自上门宣传动员，各行业委员负责催收，并将收集的款，直汇抗日后援总会，曾得到当时总会负责人闻亦有先生的书面嘉奖。

　　民国廿九年（1940年）的献金活动，商会在铁炉门正街交叉处，高筑献金台组织勉励各商户自动献金。为了抗日救国，当时工商户中有不少爱国之士踊跃捐献。如：湘衡机械厂厂主谭元琳，除承担正常摊派的捐额外，还将儿子谭正平结婚的礼金2000元全部捐献。

　　抗战伊始，民国廿七年（1938年）即有伤兵来衡阳。商会为了拥护抗日，维护市场，即成立商民战士服务团，采用按行业实力大小，分派筹募服务基金的任务。分别成立担架队、茶水站、 粥厂等。由各商户派员义务参加，负责接待和运送伤兵。同时，又分摊了慰劳伤兵的鞋、袜、被、褥、寒衣等实物的捐献任务。

　　由商会领队以店主组成的慰问团，送往伤兵收容站进行慰问。之后，商会又根据当局的指示，相继在商户中推销公债，加征防空捐以及组织慰问盟军等捐献。这些捐献，数目虽巨，但由于名义上是为了抗日救国，因此商民亦乐于承担。自抗战开始以来，当局政府即向商户征收防空捐。可是他们却不顾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长时期内的防空设施非常简陋，只有两处“土水龙”机构，亦极不健全。

　　在日军飞机不断空袭滥炸中，全市居民和工商户，曾遭受过极大的损失，于是由商会自创消防队，由商户捐款。于民国卅年（1941年）在长沙购得沪制消防机器两台、消防汽车一辆，还雇用40名专职消防兵。其日常经费由商会月捐中增征消防附加中开支。尽管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然而也得到各界的好评。

　　抗战时期，衡阳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在商会内的争夺已初露矛头，欧方莹于民国廿三年（1934年）进入商会时，即得到当时县党部的支持。后来在常委中的欧炳堃极力钻营，也得到县长胡安悌的赏识；他们拉拢部分同业公会理事长撑腰，其权势逐步上升。民国廿七年（1938年）秋由胡安悌出面，以欧方莹长期避居乡下，有碍会务为名，责令商会整顿。并指定由欧炳堃负责成立商会整理委员会。设委员9人，分别是欧炳堃、李姚可、孙大纶、戴石渠、卢瑞芳、周福生、李向荣、欧方莹、刘澄生。但欧方莹、刘澄生两人拒不出席会议，作为抵制。欧炳堃等人就此取代了欧方莹一派的职权。

　　民国卅年（1941年），国民党政府决定改衡阳为市治。商会则由欧炳堃领衔，成立衡阳市商会筹备委员会。先设9个筹备委员，由欧炳堃、李向荣、周福生、魏汉章、卢瑞芳、刘瑞琦、曾省吾、杨达三、欧方莹等担任。之后又增加许吉安（金城银行经理）、戴石渠二人，至民国卅二年（1943年）进行选举。

　　在选举过程中，派别斗争加剧，结果由欧炳堃当选为理事长。下设理事21人、监事7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推选常务理事7人。由欧方莹、魏汉章、周福生、李向荣、曾省吾等担任。理事还有王世传、朱照皆、杨达三、李建初、罗云辉、王伯征、曾省吾、戴石渠、张骥等人，常务监事3人，由肖焕章等担任。监事有蒋棣衡、周治安、刘子雄、严华林等。

　　（本文原载公众号雁歌留声）